柏子集- 第1部分

　　　　毅汉先生：得你来信，深感厚意。上次各位相访，我和家中人都留下极愉快印象。我应当多听听你们提的问题才对！极可惜，即我说话口音不正，不仅你们不易听懂，事实上，在这里有个主持“文字改革”的亲戚，有四十年来往，他也只能听懂一半。家中一个孙女，在我身边长大，我说的话也经常还听不懂！抱歉以外，也可证明我学习语言及适应环境能力之差，真到惊人程度。这次你们来的时间稍早了些，若四月半来，对于北京所得印象会好一些。因为几十种北方特别著名花木，多集中在四月中旬后开放，再不多久，就进入初夏了。　　　　
　　　　你问的张爱玲，我和家中人均未认识。张家在合肥是个大族，“和”字辈弟兄姐妹多达百十人，有大半就未见过。抗战八年中，我一家大小四人，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复员后才返回北京。　　　　
　　　　关于写作，早已无发言权，所有作品，多是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完成的。照我自己估计，离“及格”还远。原以为能再延长廿年，驾驭文字、组织故事能力，会比较成熟，再有计划使用到最需要方面，才对得起这个工作。只是社会变化迅速，对于文学要求又新。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我为人性格迟钝板滞，旧的方法“已过时”，新的方法一时“学不会”，所以离开了学校和“空头作家”名分……近三十年来，国内有的是万千伟大作品，产生于有思想、有经验、有才气的作家手中。由于能够密切配合国家需要，作品多以百万计分布于全国，起伟大作用和长远影响。并且正在世界上发挥强大的影响。至于我，过去还可聊以解嘲，像个“打前站的哨兵”，现在看来，即这点小作用也说不上了。因为国内十几个著名大专学校教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师，并我姓名也多不知道，可见历史是十分公正的，毫不含胡。我冒充“假里手”可行不通的。我成为过时人物，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事。必需承认这种“现实”，并接受现实，才不至于出意外问题。好在国家大，正有千万种事待人沉默努力去作，我似乎应分先从作到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亿万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一样，扎扎实实尽可能把目前工作逐一加以完成，才像个新中国的新公民！至于过去四十年，为了练笔而写成的不三不四作品，在国内说来，即点缀性也并不多了。　　　　
　　　　你提及契诃夫和我那些习作差别，很有见解。性格上可能也有些相近处。虽然教育不同，生活背景也不相同，对人生抱一种悲悯心情，似乎有些相近处。他是个医生，身体又多病，笔下涉及的旧俄农村社会种种，特别是下层人民，总充满了悲悯同情。我是从小就在各种穷困中活过来的人，某些方面更容易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的爱。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更贴心一些。相反，对于大城市社会上层的高知而兼官，却缺少相同好感。这也许实出于“无知”，接触范围极窄。虽在大都市混了快六十年，较接近的也仅限于大学校里的文科中老同事，和弄笔杆子的一部分旧同行。在近半世纪“社会教育”中，有些人最精明处，似乎一律是“世故哲学”高于其他知识，因此在新旧社会都吃得开。至于我，最拙劣处便是这份应世不可少的“巧”处，我始终学不好，因此生活上永远吃不开。支配我行动的，永远是一种“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既行不通，且极容易转成笑料，进而成为过失。因此生活和工作都必然难免打败仗。生活上希望能作到契诃夫晚年那样，在乡村里有个小小的家，也不大可能。至于作品，那就更难望如契诃夫在苏联情形了。　　　　
　　　　因为我活着时，就早已为人忘记，或反复不厌其烦的加以否定，哪能对死后还抱不切现实的妄念和幻想？主要毛病，大致还是没有受过正常教育，也即不懂人情世故。应付文字的能力，即或可望逐渐提高，应付人事的能力，却永远居于极端劣势。司马长风和夏志清先生批评中，都提到我作品中有点“道家”影响。事实上在生活中反映“与人无争”、“为而不有”态度即更显明。八个字直译过来，就是“人不中用”，“迂腐到不可救药”的明确证据。“单打一”的做人方式，肯定是永远吃不开的，也值不得学习的！国家在前进中，个人得失未免太渺小不足道。　　　　
　　　　你若教中学语文，让同学多看些杂书，学会叙事抒情比会作论文有用。　　　　
　　　　近因一病数月，不能起床，尊信迟迟作复，想能原谅，并候安佳。　　　　
　　　　沈从文　　　　
　　　　六月十日北京因失去尊处通信地址，最近始发现，致复信一搁半年，深感抱歉！　　　　
　　　　从文　　　　
　　　　八月廿一编辑部诸先生：这个信是回复王毅汉先生的，照他写的通信地址寄去，说已迁居。他原信中提到和你们相熟，因此试请你们转转，极感谢。无着落，也即把这个信留给各位作个纪念吧。因为内中也多半近于向诸先生到北京来相看时，一番厚意深情的回答。诸位出的专刊三文，我和家中人看过后都觉得极好。只是把我这过时的老人，说得过好，未免增愧。　　　　
　　　　我后天将离北京，约三个月才回来。回来时一定另外写个信给各位。祝工作顺利！　　　　
　　　　沈从文　　　　
　　　　十月廿五日此信写于1980年。


第二部分　谈话录第2节　答凌宇问

　　　　1．生年？　　　　
　　　　一九○二年旧历十一月二十九日丑时生。　　　　
　　　　2．曾用过的笔名及发表过作品的刊物？　　　　
　　　　不可能记得。至于刊物，在三十年代前后，几乎京沪大刊物都有作品发表，大书店都出过我的集子。有的新书店最先出我的集子，并不是作品有什么大不了的成就，只不过是在比较中，还能引起读者兴趣而已。有人因此骂了我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直到如今，还“依样画葫芦”的，在现代文学史中总得带上一笔。事实上我因此改了业，三十年来在博物馆做工作。　　　　
　　　　3。共出过多少集子？未成集的单篇有多少？　　　　
　　　　已过了三十年，全烧掉了，不宜再想它。提它毫无意义。　　　　
　　　　4．您是如何与徐志摩结识的？　　　　
　　　　因投稿而相熟。我对于他的散文和诗的成就，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且比较理解他对人的纯厚处，和某些人说的“花花公子”完全不同。所以我在一九三六年良友出的《习作选》题记中，提到他对我的好影响。到我作《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对陌生作者的态度，即充分反映出他对我的好影响。工作上要求自己较严，对别人要求却较宽。　　　　
　　　　5．您是何时认识胡也频的？　　　　
　　　　大革命以前几年即相熟。他成为左翼作家，是最后两年事。　　　　
　　　　6．您曾将《柏子》与《八骏图》对比，应当如何理解？　　　　
　　　　前者单纯，后者复杂，如此而已。　　　　
　　　　7．《废邮存底》中《给一个作家》那一篇，是不是写给巴金的？　　　　
　　　　可能是。《给一个教授》指吴宓。　　　　
　　　　8．您在作品中歌颂下层人民的雄强、犷悍等品质，与当时改造国民性思想有无共通之处？　　　　
　　　　毫无什么共通处。我是试图用不同方法学习用笔，并不有什么一定主张。我因为底子差，自以为得踏踏实实的学习三十年，才可望在工作实践中达到成熟程度。　　　　
　　　　9．《虎雏》、《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篇是否含有提倡返归自然、回复野蛮的创作意图？　　　　
　　　　一切都是在学习用笔中完成的。不可能一面写什么，一面还联想到什么。当时最主要企图，还是能维持最低生活，作品能发表就成了。　　　　
　　　　10．《边城》、《黔小景》、《贵生》等篇是否含有人生莫测的命定论的倾向？　　　　
　　　　我没有那么高深寓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习作中找寻“人生观”或“世界观”。　　　　
　　　　11．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那些作品，其创作意图是什么？　　　　
　　　　引言说得已极明白，这就是就故事而加些新的处理。以欣赏态度去采用佛经中故事，加以贯串改造，也只希望读者能用欣赏方式留下个印象。我的一切习作都缺少什么寓意。　　　　
　　　　12．关于城市中绅士阶级生活的描写，您是否（一）与乡村生活相比，揭露其腐朽性；（二）揭露他们生活悲喜剧的心理原因？此外，还可以怎样理解？　　　　
　　　　你应当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　　　　
　　　　13．关于苗族生活的一些作品，有人说大多虚构，缺少现实依据，这种批评有根据吗？　　　　
　　　　这是苏雪林说的。她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一时恭维鲁迅到了极点，次一年又用快邮代电方式，罗列十大罪状申讨鲁迅先生。她从不想到《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真实性，却要求我的作品“真实”。这是上海一折八扣出盗印我的作品时附上她那个批评的。照理写批评应当是“真实”的，但这个人对鲁迅的意见究竟什么意见最可靠，她自己恐怕也回答不出。　　　　
　　　　14．对下层人民的描写，一方面同情他们悲苦但不自觉的命运，一方面发掘他们身上美德的光辉，这样理解对吗？　　　　
　　　　从我一堆习作中，似不值得那么认真分析、探讨。因为是习作。写乡村小城市人民，比较有感情，用笔写人写事也较亲切。写都市，我接近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是事实。　　　　
　　　　15．《过岭者》、《黑夜》等反映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纪念二朋友的死亡而已，故事后边写得极明白。内中有个郑子参，是同乡同学，十分要好，后来入黄埔四期骑兵科，听熟人说在东江作战死去了，因为从另外熟人通讯中，说是做通讯员死去的，为纪念这些同乡友好而作。　　　　
　　　　16．您曾谈及创作需将“现实”与“梦”结合，《边城》是不是这种结合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