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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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子集-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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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汉先生:得你来信,深感厚意。上次各位相访,我和家中人都留下极愉快印象。我应当多听听你们提的问题才对!极可惜,即我说话口音不正,不仅你们不易听懂,事实上,在这里有个主持“文字改革”的亲戚,有四十年来往,他也只能听懂一半。家中一个孙女,在我身边长大,我说的话也经常还听不懂!抱歉以外,也可证明我学习语言及适应环境能力之差,真到惊人程度。这次你们来的时间稍早了些,若四月半来,对于北京所得印象会好一些。因为几十种北方特别著名花木,多集中在四月中旬后开放,再不多久,就进入初夏了。    
    你问的张爱玲,我和家中人均未认识。张家在合肥是个大族,“和”字辈弟兄姐妹多达百十人,有大半就未见过。抗战八年中,我一家大小四人,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复员后才返回北京。    
    关于写作,早已无发言权,所有作品,多是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完成的。照我自己估计,离“及格”还远。原以为能再延长廿年,驾驭文字、组织故事能力,会比较成熟,再有计划使用到最需要方面,才对得起这个工作。只是社会变化迅速,对于文学要求又新。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我为人性格迟钝板滞,旧的方法“已过时”,新的方法一时“学不会”,所以离开了学校和“空头作家”名分……近三十年来,国内有的是万千伟大作品,产生于有思想、有经验、有才气的作家手中。由于能够密切配合国家需要,作品多以百万计分布于全国,起伟大作用和长远影响。并且正在世界上发挥强大的影响。至于我,过去还可聊以解嘲,像个“打前站的哨兵”,现在看来,即这点小作用也说不上了。因为国内十几个著名大专学校教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师,并我姓名也多不知道,可见历史是十分公正的,毫不含胡。我冒充“假里手”可行不通的。我成为过时人物,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事。必需承认这种“现实”,并接受现实,才不至于出意外问题。好在国家大,正有千万种事待人沉默努力去作,我似乎应分先从作到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亿万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一样,扎扎实实尽可能把目前工作逐一加以完成,才像个新中国的新公民!至于过去四十年,为了练笔而写成的不三不四作品,在国内说来,即点缀性也并不多了。    
    你提及契诃夫和我那些习作差别,很有见解。性格上可能也有些相近处。虽然教育不同,生活背景也不相同,对人生抱一种悲悯心情,似乎有些相近处。他是个医生,身体又多病,笔下涉及的旧俄农村社会种种,特别是下层人民,总充满了悲悯同情。我是从小就在各种穷困中活过来的人,某些方面更容易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的爱。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更贴心一些。相反,对于大城市社会上层的高知而兼官,却缺少相同好感。这也许实出于“无知”,接触范围极窄。虽在大都市混了快六十年,较接近的也仅限于大学校里的文科中老同事,和弄笔杆子的一部分旧同行。在近半世纪“社会教育”中,有些人最精明处,似乎一律是“世故哲学”高于其他知识,因此在新旧社会都吃得开。至于我,最拙劣处便是这份应世不可少的“巧”处,我始终学不好,因此生活上永远吃不开。支配我行动的,永远是一种“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既行不通,且极容易转成笑料,进而成为过失。因此生活和工作都必然难免打败仗。生活上希望能作到契诃夫晚年那样,在乡村里有个小小的家,也不大可能。至于作品,那就更难望如契诃夫在苏联情形了。    
    因为我活着时,就早已为人忘记,或反复不厌其烦的加以否定,哪能对死后还抱不切现实的妄念和幻想?主要毛病,大致还是没有受过正常教育,也即不懂人情世故。应付文字的能力,即或可望逐渐提高,应付人事的能力,却永远居于极端劣势。司马长风和夏志清先生批评中,都提到我作品中有点“道家”影响。事实上在生活中反映“与人无争”、“为而不有”态度即更显明。八个字直译过来,就是“人不中用”,“迂腐到不可救药”的明确证据。“单打一”的做人方式,肯定是永远吃不开的,也值不得学习的!国家在前进中,个人得失未免太渺小不足道。    
    你若教中学语文,让同学多看些杂书,学会叙事抒情比会作论文有用。    
    近因一病数月,不能起床,尊信迟迟作复,想能原谅,并候安佳。    
    沈从文    
    六月十日北京因失去尊处通信地址,最近始发现,致复信一搁半年,深感抱歉!    
    从文    
    八月廿一编辑部诸先生:这个信是回复王毅汉先生的,照他写的通信地址寄去,说已迁居。他原信中提到和你们相熟,因此试请你们转转,极感谢。无着落,也即把这个信留给各位作个纪念吧。因为内中也多半近于向诸先生到北京来相看时,一番厚意深情的回答。诸位出的专刊三文,我和家中人看过后都觉得极好。只是把我这过时的老人,说得过好,未免增愧。    
    我后天将离北京,约三个月才回来。回来时一定另外写个信给各位。祝工作顺利!    
    沈从文    
    十月廿五日此信写于1980年。


第二部分 谈话录第2节 答凌宇问

    1.生年?    
    一九○二年旧历十一月二十九日丑时生。    
    2.曾用过的笔名及发表过作品的刊物?    
    不可能记得。至于刊物,在三十年代前后,几乎京沪大刊物都有作品发表,大书店都出过我的集子。有的新书店最先出我的集子,并不是作品有什么大不了的成就,只不过是在比较中,还能引起读者兴趣而已。有人因此骂了我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直到如今,还“依样画葫芦”的,在现代文学史中总得带上一笔。事实上我因此改了业,三十年来在博物馆做工作。    
    3。共出过多少集子?未成集的单篇有多少?    
    已过了三十年,全烧掉了,不宜再想它。提它毫无意义。    
    4.您是如何与徐志摩结识的?    
    因投稿而相熟。我对于他的散文和诗的成就,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且比较理解他对人的纯厚处,和某些人说的“花花公子”完全不同。所以我在一九三六年良友出的《习作选》题记中,提到他对我的好影响。到我作《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对陌生作者的态度,即充分反映出他对我的好影响。工作上要求自己较严,对别人要求却较宽。    
    5.您是何时认识胡也频的?    
    大革命以前几年即相熟。他成为左翼作家,是最后两年事。    
    6.您曾将《柏子》与《八骏图》对比,应当如何理解?    
    前者单纯,后者复杂,如此而已。    
    7.《废邮存底》中《给一个作家》那一篇,是不是写给巴金的?    
    可能是。《给一个教授》指吴宓。    
    8.您在作品中歌颂下层人民的雄强、犷悍等品质,与当时改造国民性思想有无共通之处?    
    毫无什么共通处。我是试图用不同方法学习用笔,并不有什么一定主张。我因为底子差,自以为得踏踏实实的学习三十年,才可望在工作实践中达到成熟程度。    
    9.《虎雏》、《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篇是否含有提倡返归自然、回复野蛮的创作意图?    
    一切都是在学习用笔中完成的。不可能一面写什么,一面还联想到什么。当时最主要企图,还是能维持最低生活,作品能发表就成了。    
    10.《边城》、《黔小景》、《贵生》等篇是否含有人生莫测的命定论的倾向?    
    我没有那么高深寓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习作中找寻“人生观”或“世界观”。    
    11.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那些作品,其创作意图是什么?    
    引言说得已极明白,这就是就故事而加些新的处理。以欣赏态度去采用佛经中故事,加以贯串改造,也只希望读者能用欣赏方式留下个印象。我的一切习作都缺少什么寓意。    
    12.关于城市中绅士阶级生活的描写,您是否(一)与乡村生活相比,揭露其腐朽性;(二)揭露他们生活悲喜剧的心理原因?此外,还可以怎样理解?    
    你应当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    
    13.关于苗族生活的一些作品,有人说大多虚构,缺少现实依据,这种批评有根据吗?    
    这是苏雪林说的。她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一时恭维鲁迅到了极点,次一年又用快邮代电方式,罗列十大罪状申讨鲁迅先生。她从不想到《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真实性,却要求我的作品“真实”。这是上海一折八扣出盗印我的作品时附上她那个批评的。照理写批评应当是“真实”的,但这个人对鲁迅的意见究竟什么意见最可靠,她自己恐怕也回答不出。    
    14.对下层人民的描写,一方面同情他们悲苦但不自觉的命运,一方面发掘他们身上美德的光辉,这样理解对吗?    
    从我一堆习作中,似不值得那么认真分析、探讨。因为是习作。写乡村小城市人民,比较有感情,用笔写人写事也较亲切。写都市,我接近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是事实。    
    15.《过岭者》、《黑夜》等反映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纪念二朋友的死亡而已,故事后边写得极明白。内中有个郑子参,是同乡同学,十分要好,后来入黄埔四期骑兵科,听熟人说在东江作战死去了,因为从另外熟人通讯中,说是做通讯员死去的,为纪念这些同乡友好而作。    
    16.您曾谈及创作需将“现实”与“梦”结合,《边城》是不是这种结合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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