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那些美丽的花朵哪里去了？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24节 拐大弯的开端
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这场会正是马雪征记忆深刻的那场，柳传志在会上声嘶力竭，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联想的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5。5亿，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联想现在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的子公司，和有2个研发中心、1个培训中心、3个生产基地和1个位于新加坡的销售服务中心（新加坡），以及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已经变成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
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前景，台下的人热血澎湃，觉得理想中的新世界似乎即将到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加深了他们的幻觉。
联想设计的286微机参加了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汉诺威的Cebit交易会与美国芝加哥的Comdex Spring展览会并行为世界计算机行业最高规格的博览会。在交易会进行展示的联想赢得了尊重，也赢得了机会，他们提供的电脑达到了世界主流微机水平，较之台湾和香港同类产品，性能既优越，价格又低廉。仅仅10天博览，他们就收到大量订单。
联想当年的一分宣传资料说：“很多外商看到本公司的产品就很兴奋，连演示都不看就要订货，台湾的FAX卡卖七百多美元，本公司卖四百多，一下子把人都吸引过来了。这就是‘汾酒二锅头’价的力量。”
就在汉诺威交易会开幕前3天，3月7日，柳传志向中科院递交了报告，说是想成立联想集团公司。公司名称暂定“北京中国科学院联想集团公司”，下设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公司等13个经济实体。柳传志计划在已登记的北京海淀区联想工业控制公司基础上，以更名方式成立联想集团公司。他告诉科学院，联想集团与子公司以资金技术为纽带，实行控股管理。
一场新的变化不可避免，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中，柳传志一直维系的“计算所公司”现在将被“联想集团”所取代。放诸联想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次变动是一个基点，一个“技工贸”真正向“贸工技”转折的基点。
1989年4月5日，柳传志给胡启恒写了一封信。
启恒同志并转光召同志：
在昨天的汇报中，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向院领导把想法谈透。由于不便也不可能再占用您们的时间了，所以只能用书面的形式继续汇报。
在汇报中，我曾谈到一个观点：“院领导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伙计。”启恒和张弘同志都笑着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此刻有事了，你们找院里来了，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的问题。这牵涉到资产关系，牵涉到我们拼命工作的动力，牵涉到公司发展的方向。
……
周光召很快见到了这封信，他在柳传志的信上作了批示：“请启恒转达传志同志，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全力支持他们……”胡启恒也于当天给柳传志回了信，开头写道：“读你的信，我流了眼泪。”
1989年4月4日，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究乎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隐约感觉，那是“联想局”的某个转圜之点。写给胡启恒的信中，柳传志已经提出公司与中科院的资产关系问题。这或可成为联想梳理产权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柳传志“拐大弯”的开始。出乎柳传志的意料的是，他这大弯却拐了十几年。
从往来的两封信中，我们可窥测历史的某个侧面，隐约看到那一代人的内心。他们经历了“文革”，深感时间的紧迫和机遇的难得，因此干事业能够“拼命”，但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使得他们又存有深深的困惑：
我们向院领导表明了心迹，我们不当资本家。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当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能力和忠诚之后，我们迫切地希望知道院领导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已预计到为实现我们的战略计划，前途多有艰险和坎坷，我们必须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作为动力，也必须有院领导的具体指导和支持。总之，我们在大的战斗拉开序幕以前要非常明确：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25节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
1989年3月，柳传志不停地开会。讨论汉诺威的会议自不必说，3月23日他召集了公司的党支部和总经理室开了一个联席会，讨论如何加强公司党组织建设。第二天，柳传志又受委托给15室、16室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共青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话。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可能产生出柳传志一代的感情。后者清晰地记得他们是带着一种如何神圣而崇敬的心情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们四十多岁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1960年我上高三，17岁，正是困难时期，到晚上饿得能抓一大把药丸子塞到嘴里。但那时侯团支部号召说，一人捐两斤粮食支援灾区，马上就捐，眼儿都不眨！好多同学个儿头、块儿头比我大，也都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党的力量。我们看电影《上甘岭》时，前面一排倒下去，后边跟着扑上来，我们是要流眼泪的，而且真心相信，一点儿都不假。这也确实是党的力量。”
“那么，公司需要什么？”柳传志问。“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是不是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不健康的、不利于公司发展的风在吹？是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会产生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甚至不顾大局，影响工作？另外再想想，当部门经理出差一个月的话，你们那儿的工作是不是还一切井然有序地照常进行？再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如果公司受到大的挫折，比如说影响大家的奖金，一下子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柳传志说他最希望有一支队伍，像小说《斯巴达克斯》中描述的那样，结成一个方阵，当前面的人倒下，后面马上有人补他的位置，阵脚不乱，气势不减。“要能做到这样，那么再大的风浪，我们也会遇险不惊了。”
“国内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我们的前途还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坎坷，”他说，“尽管我们在香港这一炮打得很响，倪总今天从汉诺威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放心大胆地往里扔钱了？稍微有点闪失，就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麻烦。”
不久之后，柳传志的担心不幸被言中，香港联想开始第一次大亏损。
3月24日的柳传志激情澎湃，却又语重心长。他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在他的下属面前。他对他们说倪光南设计的286微机在汉诺威取得了至少每月1500台的订单，但4月份马上拿出一批样机却非常困难。
“我们不敢提前做出来？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钱在手里没看得很准的话，攥出水来也不敢投下去。假如我们是那种‘败家子’的单位的话，这钱早就扔下去了。但是我们手里是什么钱？不仅仅是血汗钱，万一有个闪失，公司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就是说，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我们要办成技工贸立体规模的企业是多么的艰难！”
他在那天说到了“三种人”，他后来又多次说到“三种人”：“我们怎样判断一个人呢？我们把人的能力分三个层次：一、能做成事情的人；二、有组织能力的人；三、有高一层审时度势和分析能力的人。”
1988年10月，柳传志把倪光南送到香港，他要倪光南在那里开发属于联想的286电脑主机板。为了“生产出自己的电脑，拿到市场上跟国外的产品一比高低”，联想投入了340万元研发经费，后来又投入了1。85亿进行生产，多年来积累的血本全部作为赌注，博到了286电脑上。
联想的一份内部材料这样描述作为“技术神祗”的倪光南以及这段历史：“八九年上半年，286SIM效益期刚过，公司紧跟着又推出新的286DIP微机，继续占领着市场。公司领导紧紧盯着国际市场的细微变化，始终前台卖一个，后台搞一个，脑子里想一个，吃着拿着看着想着……科技人员不分昼夜，不断开发与完善着自己的产品。总工程师倪光南为开发联想Q286微机，八八年除夕之夜从香港坐飞机回到北京，第二天大年初一就带着助手们一头扎进研究室。”
1980年代的倪光南的确是联想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联想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为联想贡献了一个梦想，后来也制造了一个悲剧。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26节 关键时刻
1989年6月3日，北京开始戒严。下午，联想总经理室召开了干部会议，柳传志说，各部经理一定要抓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不要上街，不要围观，不要传播谣言，严格遵守戒严令，保证不出问题”。
在此之前不久，联想公布对了一批中层干部的任命，后来的风云人物孙宏斌被任命为企业发展部副经理，郭为被任命为公关部经理。他们在当日并未展示出指点江山的气魄，但元老们都知道未来归其所有，因为他们谁也斗不过时间。
柳传志试图与时间斗，他在6月5日“惊慌失措”地坐飞机去香港。四通的万润南见大局已定，也一跑了之。因为时间相差无几，所以中关村到处传说柳传志和万润南一起逃跑了。
过了很长时间，当柳传志重新出现在中关村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柳传志没有出事，当年“惊慌失措”的行动也不是万润南一般的逃跑。他的确去了香港。他的确面临危机。但他却不是逃跑。他要去香港“打吕谭平的屁股”！
吕谭平的确让柳传志恼火，他们在1988年底与Qu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