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最初安排了不多人成立了一个部门来负责AST电脑的代理业务，其千军万马均将“造自己的电脑”作为真正的事业。AST初时并未感到压力，到了1990年夏天终于气馁示弱。他们找到李勤，低三下四地问能不能重新开始制造联合品牌电脑。李勤告诉他们：“市场，你们比我清楚，时机特别重要，时过境迁，这事再谈也没有什么意义。”
联想在整个1990年才销售了2000台电脑，到AST屈尊降纡与他们谈判的那个夏天，他们的销售量刚刚超过1000台。但李勤感觉前途光明，所以他才那么嚣张地说声“非常感谢”，将AST的谈判代表打发出门。没有人知道AST代表离开中关村时内心作何感想，没有人知道当联想成长为中关村的象征和标杆时，AST会不会感到懊悔。他们渐渐远离了中国市场，渐渐地失去了勇气和魄力。他们被自己曾经抛弃的人抛弃了。
李勤尽管看到了光明前景，但他依旧忐忑。他知道当日联想的板卡生意是在赔钱做，每卖一块亏一个美金，用柳传志后来在2003年的一期《对话》中的说法就是——“拿金子当因子卖。”汉卡因为倪光南枪毙了软汉字已近式微，生意江河日下，真正赚钱的生意惟有代理业务。有时候他会不停地担心——要是联想电脑做不出来，“盈利从哪里来啊”？
柳传志似乎并不着急，他已经认准了“做开发，做自己品牌”的道路。他也不怕赔钱。几年来他的生意都是靠先赔后赚做起来的，而且他知道联想“贸工技”道路总会面临“将来贸易一定不好做”的困局，到了彼时再做工业，联想几乎毫无希望，更遑论胜算。“如果当时不是咬牙挺住了，哪有现在的联想微机啊。这就是比四通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有一次柳传志颇为感慨地说。
联想电脑初时质量不很好，惹了不少麻烦。柳传志并不担心电脑生产，他担心一个人，一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他在香港已经接到不少电话和信件，都是一些老同志向他告孙宏斌的状。他慌了。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29节 那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
“老一代领导人像丘吉尔、罗斯福，年轻的网络经济先锋像杨致远这些人，其实都是某一个机会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一下子……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偶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一个男人节奏舒缓、语气柔和地说。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个子不高，微胖但不影响给人的干练印象，面容倒也和蔼，只是总显得很忧郁。
他经历过难堪和痛苦的生活，感受过“最苦寒江似酒，将人醉过深秋”的抑郁，如今他已放弃了愤怒、压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后平静得近乎冷漠地讲述着往事。
十年前，没有人知道孙宏斌还能干些什么。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将从此开始庸常而漫无目的的人生。在一些人眼里，他依旧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却高大而伟岸。柳传志说他“不住楼帮楼就到楼下搬砖头”，他则称“是柳传志造就了我”。
山西临沂人孙宏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对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极少失态；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过自由，也给予了他声望和财富；他曾经飞扬跋扈地生活，如今则平静地生活在尘世中。
在清华大学水利系硕士毕业之后，他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了三年，每天依旧与计算流体和计算气体互相依靠，但他总觉得不甘心，他相信“这个东西，再做十年二十年也就这个意思”。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他拨通了一个招聘电话，于是，他来到还未叫作“联想”的联想，加入了柳传志布好的一个局中。
1988年开始的联想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泾渭分明的状况，年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引爆它的导火索，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
《联想企业报》是由孙宏斌负责的企业部出版的，上面刊有企业部的章程，有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还有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
柳传志在香港看到这份东西，“着实吃了一惊。”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惟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时刻。
尽管对《联想企业报》的出现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险已经密布于联想集团之中，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地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
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的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30节 柳传志动手
1990年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
“第一，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无疑是荒唐的；第三，李总代表总裁室就企业部授权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企业部工作急需扩大时，人事部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确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办手续。另外，分公司经理的任命权是在总裁室，像这么大的问题要登在报上的话，一定要经总裁室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做也是非常错误的；第四，一个部没有经过总裁室的同意，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下属的各个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只知道企业部，而不知道联想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全局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所知。”
三天的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和他的下属训话，孙宏斌碰巧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造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柳传志随即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二十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才终于才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飚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