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茫晕�2003年可以达到一个亿的营业额，如此乘方下去，2010年营业额就可以达到128亿，100亿还算是一个保守数字哩。
其实，用数学上最简单的四则运算计算一下就可发现其中的问题——以每个盒饭售价10元计算，100亿就是需要金白领在一年中销售10亿个盒饭；乐观估计，北京常住有500万个家庭，10亿个盒饭就意味着每个家庭一年中要吃掉金白领200个盒饭。简直是天方夜谭。
柳传志当时发现了这是个天方夜谭，但只要子公司们的CEO经营上不出现大的问题，他就不适合再去介入纵横交错的经营道路中。不幸的是王建CEO不消久等，便使自己的战略成为一纸空头支票，就连诚信也出了问题。金白领的信用被透支了。
“这么多年，大家知道，做投资的，做房地产的，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出去谈什么事都好谈，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有品牌在这儿。品牌怎么形成的？这十八年如一日，要防止人家蒙咱们，咱们坚决不能蒙任何人，真是不容易，就这么形成的这个牌子。”
“而我们真的做到后来，真的诚信了，我们也老了，也该退了，这是感到很遗憾的地方，”他说，“咱们下边得有人接着呀，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还有咱们新来的这些同事，你们得接着呀，你做个小买卖做多大？把这事情都毁了行吗？我能不跟你们红眼吗？”
8月23日，有人形容说王建被柳传志狠狠地剁了一菜刀。但那天挨刀的还不止王建一个，至少还有联想控股的一个“海龟”副总裁赵令欢。
在联想完成分拆之后，柳传志一直在布局，为整个“联想大家庭”布一个弥天大局。在他的这个弥天大局里，联想集团局势稳定，神州数码虽显局促，短期的业绩让并不让人开心，却也步步为营，远景可期。然而，他已经下了重注并且将继续豪博的投资事业部和赵令欢却成为他弥天大局中脆弱的一角。
在一次行业分析上，柳传志发现赵令欢他们很轻易地就把要介入的行业选定下来。他忍不住问：“行业这么就定下来了？认为这几个行业就行？然后我们就敢往里边投？你们进了这个行业以后，选企业怎么选？另外什么叫行，还是不行？”
柳传志是吃过大苦头的，以前联想集团在香港做QDI，“规律没掌握，前几年赚个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一个跟头栽下去就1。9个亿，根本没把规律弄清楚”。现在他担心赵令欢也栽上一个大跟头。
杨元庆有一次说柳传志是“政治家”，说明柳传志有超出常人的谋略，他们则不具备。“局”要达到的两个目标，一个是致胜，一个是安全，在大多数时间里，安全甚至比致胜更为重要。赵令欢没看到“安全”，没有学会“求中”，至少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他只看到了致胜，只看到了“求功”。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4节 重返1984
1984年。中关村。北京西郊的一条街。起点是今天黄庄路口向北300米左右矗立那座雕塑的地方，终点则是北大南门附近海淀路与中关村大街的交叉口。后来被称为“中国硅谷”和骗子一条街的喧嚣之地。
虽然在中关村这条街上行走的人有大量知识分子；虽然你走路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一个 “国宝”；虽然这里人才云集，被誉为科学城……可是它依旧在长叹。“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
叹息是1980年代初期整个中关村的呼吸节奏，无论是高级职称的还是普通职称的，无论是搞数理化的还是搞天地生的，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在这个封闭体系之下，在这片充满叹息的土地上，纵有惊天动地的能量都得不到充分的释放。有人已经麻木，有人乐此不疲，也有人努力争脱樊篱，在对着天空喊出了愤怒的一声：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正是这无奈的一阵阵叹息，愤怒的一声声呐喊，打破了中关村的萧条和安详，预示着中关村正在发生一场悄然的巨变。这场巨变的意义在当日尚无法展现出来，如今则演变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肇始。
第一个发出这声呐喊的人，叫陈春先，他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 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放在二十多年的历史中，就变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接踵陈春先“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是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蹩脚，不足以映射他们的内心的焦虑和对命运的关注，但“铁饭碗”没了却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一个叫蒋士飞的，是中国计算机学会主任委员、留美博士和著名教授，他也抛弃名誉地位，不干了。他来到王洪德创办的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科学城再次地震，人们怀着各种复杂的情绪来观测他，这些情绪至少包括惊讶、怀疑、困惑和嘲弄。他们觉得蒋教授应该调到更高的部门，而非自暴自弃，去一家朝不保夕的民办小公司打工（“打工”这个词要多年后才能出现）。他们觉得这是明珠暗投。但蒋教授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多少人劝我考虑后果，也有人风言风语，说我是为钱而调动。我早年留美，如果为钱财就不会回来。我到京海公司，不是心血来潮，是根据30年来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要发展计算机技术，就得走这条路。”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也辞职了。他说这样他们就不怕被打倒了，因为大家本来就躺倒在地上。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说他野心勃勃，是因为他想将一家叫四通的公司变成“中国的IBM”。“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万润南告诉他们，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万润南、沈国钧和王安时等十几个辞职的工程师，从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元，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启了梦想。今天，万润南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四通依旧存在，却再也没有可能实现万润南的勃勃野心了。
历史给予了每个人同样的机会，但首先抓住机会的是勇敢的人。而成就伟大梦想不仅是因为勇敢，最终赢得游戏的人，一定是因为智慧。在中关村，在1984年，人们还看不出谁是那个智慧的人，那个人至少要再等十年才能从一群勇敢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关村的领袖。
许多年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1984年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不是当年无限风光的“两通两海”，而是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硕果仅存的“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企业家，也不是王德洪、万润南、陈庆振、金燕静，而是柳传志，一个在1984年毫无名气也未展示出伟大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5节 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柳传志于1944年4月29日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是“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born with a red…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意即他出身富贵，其家庭又富有革命传统——他的父亲柳谷书彼时周旋于上海金融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
1949年，红色中国诞生了。柳传志随其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干部子弟的生活。读完小学之后，他到了北京25中。在那里他有机会实现自己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就在高考前夕，他突然发现造化弄人。他被通知取消了当飞行员的资格。后来他才知道他有一位亲戚是“右派”，正是这层关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时已近高考，沉湎于飞行员生活中的柳传志已经习惯了没有高考压力的生活，现在却要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的前程做计算了。他的情绪不太好，父亲见状便与他谈话，告诉他：“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他后来好几次告诉记者，父亲的这句话对他产生了莫大影响。
柳传志他后来终于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并有望在那里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师。在学校，柳传志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他要求进步，有一年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磨练自己的工农感情”。他放假回到北京，还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礼拜。
“文化大革命”几年后爆发了，在“文革”之前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巨大考验”。
1965年的时候，21岁的柳传志以军人身份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柳传志所在的小组到了宝鸡县的一个生产大队。他所在那个小队有一个农民，念过几年书，却是一个活脱脱的流氓。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骂人，不但骂男人，也骂女人，村里人都怕他。工作组来斗村干部，流氓便跳将出来。他表现勇敢，把村干部们骂得一无是处，工作组就管这流氓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因为勇敢，很快便名声大噪，就连公社书记对他表示了额外的欣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便向纵深发展，不但批斗村干部，还可以跳上去揍他们了。这时候，“勇敢分子”便带头上去揍他们。又是因为勇敢，公社里便要求柳传志他们发展“勇敢分子”入党。
本来“勇敢分子”变成党员顺理成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年轻农民悄悄向柳传志哭诉：这个人真够恶，是个流氓。柳传志所在的那个工作小组共有3人，他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勇敢分子”入党。柳传志告诉那些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一腔激愤的柳传志哪里想到，他这一句话差点要了他的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