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一腔激愤的柳传志哪里想到，他这一句话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几天后，工作组在村中的庙里开会。柳传志走到会场，发现气氛森严可怖。工作组领导问：“你们对贫下中农政策和坚决走贫下中农路线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没看法，坚决支持。”
领导又问：“那你们为什么反对╳╳╳入党？为什么不支持他？他有严重问题吗？你们为什么上告？”
他们说：“反映情况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上告？”
领导问：“你们为什么还要煽动农民上告？”
他们一下子呆了。柳传志知道，煽动农民上告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他就没敢承认自己的确说过“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这句话。但是，领导立即把证人找了出来，正是那些向他哭诉的农民。
气氛顿时极其紧张，柳传志突然变成不支持走贫下中农路线的阶级敌人。就在那时，他们工作小组的另外两人倒戈相向，说：“老柳比较坚持这事。”
领导开始要求柳传志承认错误，然后听候处分。柳传志非常紧张，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为不走贫下中农路线，这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亲眼目睹过“反右”斗争，所以他不说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威逼利诱他说：“你承认算了，承认之后只给你工作团内的处分，不给你更大处分。”他依旧不吱声。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6节 那个时代的记忆
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一个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
少校一直没有说话，等到柳传志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
柳传志说：“是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
少校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到了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所坚持的，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他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
类似运动在接下的几年中比比皆是，然后“文化大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文革’突如其来，来势极其凶猛，”柳传志说，“6月3号念大字报，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我当时比现在能干多了，当时脑子好使，还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有点像真的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最初的时候，柳传志他们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那些惊诧的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的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江青说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叫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使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革”不太对头。
不停有老帅被打下马来，对他们的批判也越来越重，柳传志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已经开始流行“打倒”之类的口号，还有一些口号，就像电影中还乡团所喊，说什么“打回老家去，火烧县地委”。串联业已开始，“革命”之火业已燎原……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如此大规模否定解放后的成果？江青越说越过分，林彪的话也越来越过分，四处诋毁一起革命的老战友。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谈对象，设想着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一个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这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7节 “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
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
那一年，柳传志23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象，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有一次他说：“在成都那一年，工作也没有好好工作，又没吃没喝，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白藤农场是一个岛，叫做白藤岛。岛上的生活并不幸福，甚至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的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衣服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向。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为什么呢？因为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就这样去干活……”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毛主席“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愿意看我们这样？”
并非所有人都能忍受这非人的生活，柳传志连里有一个人，他对象在江苏等了他很长时间后“要跟他不干了”。这个人想不开，拼命闹着要回去。闹没有达到目的，就只好偷渡。头两次偷渡，那个人都被抓了回来。因为他出身好，解放军曾想做他思想转化工作，结果他抄起一把刀，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自己左手一个指头剁了下来，然后开始骂毛主席你有罪。辱骂了伟大领袖，性质发生改变了。那个“现行反革命”被“一家伙立马押起来，一下押到团部去了”。后来柳传志他们离开了白藤岛，那个人被押解遣送回原籍。再后来，他就疯了。
“当时还有一个女生自杀了，”柳传志说，“这个自杀事件，有点像今天孙志刚的死，当时将我们的待遇改善了很多。要不是她自杀的话，当时我们的待遇会更不好。这些就是当时的现实。”
生活就是这样，看不到任何希望。柳传志说，那种生活“混一天算一天，自得其乐”。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柳传志和他年轻的同伴们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属偶然。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