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特别钟爱，把他视为生命一般。
曹家是年深已久的满俗化的家庭，其习俗是“满七汉三”的组成比例。按照清代满旗世家的规矩，小儿入学最早，督教极严。即便是贵如皇子，也是六岁就傅，无宽缓之例。正式入塾之先，还要从小就用小方块纸作课本，每一张纸上就写一个汉字，称为“字号”，聪明的孩子在家里通过这一番教育已能认得数百或一二千字。
那时的学校，形式不一。有条件的就自己设立私塾，请一位“专馆”的先生来教子弟；有的成立义学，供给族人亲戚们无力上私塾的孩子上学读书，不仅免费，还发给食用之钱；还有一些属于官府办的不同等次的学校，称为官学。此时的曹家根本就没有自己请师的能力，曹族中虽然办有义学，可是距离也很远，进后城西门内包衣人聚居之地，上官学，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于是曹家只好去“附学”：从曹家当时居住的蒜市口西行，越正阳门，进宣武门，往北走一小段路，来到驸马大街，那儿的平郡王府里住着小雪芹的大表兄福彭，王府有家塾，亲戚的孩子可以“附学”。
那时雪芹上学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
在王府的二门外前院里，一个跨院十分幽静，小小三间正房，一明两暗。进了正门堂屋，朝北立着一面雕刻的木龛，内中供着一面牌位，上面大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龛前有供案，陈设着古色古香的祭器。学童进来，先要向牌位恭敬行礼：双手抱拳，将身躬曲向下，手随身屈到腹膝，然后躬身进入里间，先生靠山墙设一大案，案上有书，有文房四宝，以及不可少的界尺。案后一大木坐榻，上设质地高雅而朴素的大靠背和极厚的大坐褥，老师可以舒适地端坐或倚靠，或盘膝或垂腿。那大坐榻很有点儿像皇帝的宝座那样的威严，学童一进屋，又要先向先生深深地一揖，然后悄无声响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学生到齐，老师才开始讲课。
在这种条件下，使小雪芹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特别讨人喜欢的就是他见了人没有一般小孩子的怕羞、胆怯等表现，恰恰相反，他见了人礼数周详，举止优美，凡是见过他的人没有不称赞的。特别是他进了学房，仪容款段，竟然超过了王公家的子弟，于此老师已是另眼看待，等到他一开始功课，更是让老师叹为奇才了。
人们常常把那些聪明颖慧超众的人才用“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等词语来形容他们的过人之处。对于小雪芹确实是这样的，清代书本的款式，一般是每行十六七个大号的汉字，智力不高的，每日学二三行书，还记不住。但是对小雪芹确实是一目数行俱下，只念两遍，就能背诵如流了。同时令人可喜的是，他不但学得快，而且有极高的悟性——他能明白书中所讲的道理，得其精义，不是死背书。
逐渐地，私塾里的老师发现这个令人喜爱的学生并不仅仅是聪明过人，他也有同龄人的脾气，会淘气，但是他会思索，常常对一些事情发出疑问，使先生张口结舌，无以回答；有时还提出一些令人惊诧的怪话怪论，听起来十分的胆大妄为，使先生颇为为难，有时就只好以先生的威严来斥责他不守规矩，胡言乱语而对他的提问不了了之……。
小雪芹因为家境的关系，上学年龄比一般的满洲世家的孩子要晚。同时，在学里成日学的就是那些规定的四书五经，这些都是古代儒家的经典，教育做人和从政的道德规范，对成人来说也要有相当的阅世经历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所以对小孩子来说该是一件既枯燥严厉、又很乏味很苦的事情。
因而对于聪颖而又“淘气”的小雪芹来说，终日死板的认字、背书是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的，很快自己就偷偷地转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即“杂学”的涉猎和追求。
所谓杂学，指的是在那时候，读那些《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章，是为了作“八股”文章——一种法定的格式，专为科举考试而设的，比如，主考官在《四书》里割取一句话，就是文章题目，考生必须以“代圣贤立言”的口吻来发挥那题目的意义。文章按规矩分为八个段落，故被称为“八股”。在当时，除了这个算是正学以外，其他一切学问都被归到了杂学里面，自然身份也就不高了。
小雪芹最厌恶这种“八股”文章，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小说里表现得十分清楚：把那些醉心于八股文的人，叫做“禄蠹”。他咏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说他“愚顽怕读文章”，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此处的“文章”二字，专指八股文，也叫做“举业”。
小雪芹天性不守正规，求知欲强，感情丰富敏锐，极需要的不是那种应考的东西，而是真正展露才华、抒写灵性的中国古代的诗文词赋，以及被士大夫轻贱的民间通俗文学：小说、剧本、弹唱典词等在中下层社会流行的文学形态，这在当时称为“闲书”。
幸好，当时的曹家由于政治地位的骤落，不得不摒居于外城，因此，使他得到了比内城、皇城里的孩子们多得多的接触“杂学”和“闲书”的机会。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环境下，小雪芹要想觅到“杂书”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他的祖父一生的藏书，在抄家时已经被人弄走了——在上文列出的抄家的清单上，一字不言书籍的事，不知道是当时的制度就是规定不把书算作财产？或者是曹家提前得到消息，想办法交由亲友们保护收藏？不论如何，后来他家的一部分藏书出现在他祖姑丈傅（132）家中，但这也只能是后话，因为此时的小雪芹还没有到能读曹家藏书的阶段。
于是，由于小雪芹的居住条件决定了他一开始能读到的“杂学闲书”，自然就是流行当世，十分易得的小说和剧本（曲剧的唱词）。
在中国，长篇章回小说和元“杂剧”、明“传奇”（这些都是由极美的曲词构成的）剧本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其流传之广，入人之深，可以说是要比什么官定的教育课本的威力都要强大得多。尽管正统士大夫非常鄙视这种作品，然而，从明代以来，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众多天才作家，由于科举的世界无从施展他们的才华和智慧，便把精力投入小说与剧本的写作，因此质量日益可观；二是从明代中期，出现了一派“批点家”，专给流行的头等小说剧本作出“批点”，刊刻行世。于是在这一行里，出现了一位名叫李贽（1527…1602）的人，人称李卓吾先生。正是这位李卓吾先生，成了曹雪芹真正的“启蒙老师”。在李之后，又出现另一位命运更冤更惨的大批点家——金圣叹，他也成了小雪芹的“启蒙老师”。
但是他们都是在小雪芹出生之前就已经不在人世了的，所以关于他们对曹的影响，待下文再提，因为他还有一位现实生活中的老师。
在现实生活中，十二三岁的曹雪芹从师谢济世，此人官居御史，人称谢御史。他被雪芹的表兄福彭敦聘到平郡王府去教导小世子庆明，因此，雪芹也就有了跟从谢老师，听他讲学的机会。从谢先生学，首先是接受他为人品节德行的熏陶。刚正不阿，不畏强暴，勇揭私弊，敢于冒死坚持真理，不迷信偶像。他对天文地理，动植生物，善于观察分析，富有科学精神，学识十分丰厚，不只是书本文字的夸夸其谈。
然而，过于刚正的人，是不受同僚欢迎的。谢御史上书建议改进科举制度，并多次进呈自己的论著，但是都没有效果。于是，于1738年，自请外任。从此平郡王府里也就少了一位良师，曹雪芹的从旁受益，自然也宣告结束了。
那么，失掉了良师的亲授，雪芹的“杂学”，当然也就更离不开各种社会的人群和各种书本了。
在雪芹从各处能借到书的地方找到的书里面，诗词居首，再有就是史书，包括像司马迁的《史记》，唐太宗主编的《晋书》等所谓“正史”，再有就是“野史”杂记、小说、剧本了。这些书，为雪芹展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雪芹而言，不但是学识的源泉，也是教养的炉冶，文化的甄陶。
特别是那些书中的“批点”对曹雪芹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批点是中国独创的文学形式，十分奇特。它可以说是一举而有多重的意义：批者对他崇拜的一部名作表述他的赞美，阐释其价值所在，并且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想，包括政治的、哲学的、社会的见解，还有艺术审美的理论与赏析。他们对曹的最巨大的影响就在于金圣叹提出的“六才子论”。也就是说金把《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这六部古代尊贵的自叙诗、哲理散文、历史传记、诗圣杜甫的诗集、民间小说故事、剧本这些本来传统地位极为悬殊的文学体裁与成果，大胆地“拉平”了，给了同等的高度评价！他的批点的感染力是如此之大，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于清代的一般念书识字的人都为之倾倒，忍不住拍案叫绝。
曹雪芹欣喜若狂地接受了他们的教育与指引。
然而，当年的曹雪芹是不可能像我们今日，自由自在地尽情享读“六才子”的。
不要说野史闲书，就是比那高贵十倍的古代诗文名著，也都属于“杂学”、“杂作”之列，一般私塾是不会教给学生的，更不会放任让学生去看。据考察，在曹雪芹接受教育的十年，本应是八股制艺风气浓厚，通儒多讲正经学问，兼擅诗赋文学的时代，可是从雍正开始，直到乾隆十年（1723…1745），忽又变为专重八股，其余一概被贬斥了。因而，曹雪芹的“杂学”，都是他冒着风险、犯着众怒而自己求索以得的。这样的不守“学规”，还会引起家长和至亲长辈对他的气恼和愤怒，把他当作不求上进的不肖子弟，甚至被当作“下流败类”。
这些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也进行了相应的描写：
“那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