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了一下，有点难以置信：“挖出了骨头？”那边说是。我问留了照片没有，他说我们专门跑到旁边的市场去，买了相机和胶卷，照片马上就能冲出来。我又问你们报案了没有。他说还没有。
“你们不报案不成，这事情那么大，必须报案。”我跟家长说完，又把电话打给部门负责人杨，告诉她家长们的发现。她吃了一惊：“天啊，如果是真的，事情就大了！”我说这些家长是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们。杨说事情太重，能不能报得让大脑袋来决定。
第二天家长又电话过来，说已经去报案了，找的是县分管副书记。那书记听了也很惊讶，答应让警方派人再去现场勘查，说再去的时候叫家长一起去。
杨找了大脑袋，他在惊讶之余，自然考虑到了做这篇报道的风险，毕竟这是去年公安部督办的十大案件之一，影响那么大，如果事情是真的，有关部门在诚信及办事能力上的问题就会暴露无疑。考虑了两天，无果。
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又接到家长电话，说当地警察一直没来找他们，也没去现场。他们没办法，只能把26号挖到的尸骨和菜刀自己收了起来。仍是那一句：“你们能不能来？”
这时大脑袋出差了，我们又去找二脑袋商量。二脑袋说这题单独做风险太大，建议说能不能找中央级媒体合作。这倒也是个办法，有可能合作的只有央视和《中国青年报》。
2004年3月29日，我先和《焦点访谈》栏目一位主编取得联系。把事情说了，她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会吧，这案子影响这么大，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说家长那边还有现场照片，而且这个案子当初疑点本来就多。主编说这事情太重，我马上请示领导。
随即我又跟《中国青年报》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他们表示对案子很感兴趣，会派记者跟我联系。
接下来的3月31日到4月3日，我去重庆采访“寻找艾滋卖淫女”事件。其间又接到家长电话，说他们又去找县警方询问勘查现场的事情，但是对方没有回应，家长们都是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只能一再给我打电话，我则一直在等《焦点访谈》和《中国青年报》最后的答复。
4月8日，《焦点访谈》记者阿魏、《中国青年报》记者阿刘都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约定次日见面商量合作的具体细节。4月9日，央视、“中青”、“北青”三家见了面，此时距离家长第一次挖出尸骨已经是整整两个星期了。商量出一堆采访中需要注意的东西，比如如何确定尸骨是或不是孩子的，比如了解警方的破案过程等等，甚至还商量4月13号晚上一起出发、同时发稿等。
没想到到了晚上，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央视那边领导觉得这事情还是太重，“播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改变了主意。这样就只有“中青”那边了，阿刘一直说没问题，13号晚上一定能出发。
因为家长手中骸骨需要做鉴定，想委托给一家独立的鉴定机构。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之所以找它，是因为这个中心是为数不多的独立于公检法系统之外、并取得了司法部鉴定资格的社会鉴定机构。
在跟司法部核实过它的资质后，我跟这个中心的主任邓亚军博士联系上。她提出跟我们一起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那些骨头是在现场找到的。事实证明，以前在西安公安局做过多年法医的邓博士经验丰富，认真干练，在后来的采访调查中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采访成功之于她，功不可没。
4月12日，我准备买去河南的车票时，阿刘却又告诉我，他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多半不能在13号出发，让我们先去，他14号一定赶到———从3月26日家长通知我我又通知其他同行算起，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时间过去了，大半都是花在等待上。家长在等，我也在等；家长很无奈，我也很无奈；家长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渺小，我则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有限。接到阿刘的这个电话后我已经不想再等了，决定13日晚上照常出发。
2
13日晚我跟邓博士上了南下的列车，14日早上7点到达驻马店，9点40左右到达平舆。家长们都已等在那里。有的家长已经见了很多次，这次一见，40岁的人就已经白发苍苍了。
快到中午时我们才赶到黄勇家。几个月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一次，当时被严格警戒的小院，如今已经无人居住，破败荒芜；院里十几棵白杨树，都先后被家长们剥了皮，又腰斩砍倒在地，以示仇恨。
拍了几张照片后，家长们又开始在现场挖，开始什么都没找到，就改到一号尸坑处挖，结果刚挖了十多分钟，就不断发现骨头，多是脊椎骨。挖到一米处，铁锹下碰到异物。拨开浮土后，尸块显露出来———尽管有备而来，但是这个场景我还是没有想到的，这样就把以前的怀疑变成了现实；家长们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情况，有的当场就差点昏倒，还有的跑到一边呕吐。
邓博士查看了一下后说：“这是一具完整尸体，按照法定程序，我们得报案。”家长们便开始给驻马店和平舆警方打电话。我给阿刘发短信：“真的发现尸体了，你在哪儿，快到了吗？”那边回复：“在路上。”又给阿魏发了条短信，他马上回：“用录像机拍了影像资料没？”这一说提醒我了，马上用数码相机拍了三段总长五分钟左右的DV，虽然没有摄像机那么清晰，但是作为佐证足够用了。
下午1点48分左右报了案，半个小时后当地警察先来了。他们觉得最奇怪、同时也问家长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想到要来挖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挖？案子不都结了嘛！”为了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我跟邓博士在大批警察到来前，带着照片和DV返回了县城。
到了晚上6点多，还不见阿刘到。给他电话，无人接听。我心想，不会是临时变卦了吧。出门前曾把这种忐忑跟一同事说，她说要是单纯做新闻呢，谁碰到这事情都会一追到底，对记者来说它是种诱惑。我拿“诱惑说”安慰自己，毕竟当初是因为有中央级媒体合作的理由才让领导放行的，万一……
晚上7点，我跟邓博士出去吃饭。从早上7点到现在已经12个小时，却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后来终于接到阿刘的短信：“领导让我把手头两篇调查稿完成了才能走。”这下更没有吃饭的胃口了。我问：“那你是推迟来呢，还是不来了？”发了两次，那边再无声息。
《玄机可透露》 财富乐趣真相在那之外（2）
只得把新发现尸体和“中青”不来两件事情都告诉给杨，杨沉吟了一下说，当初觉得这稿子可能做不出来，是因为家长只是怀疑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毕竟碎骨头有可能是去年清理现场时遗漏的，但是现在发现了尸体就不一样了，足以对那17个人的死亡数据提出质疑。她决定立即去找刚回来的大脑袋商量能不能发稿。
等待的感觉很漫长。
15日中午，再次找孩子家长。刚坐了十分钟，现场就打来电话说，又发现一具尸体，是在3月26日发现菜刀的3号尸坑———14号晚上，驻马店警方开来20多辆车，对现场进行勘查。其间家长问带队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初确认17人死亡，还做了DNA 检测，现在这里又会发现尸骨？在场领导答不出来，只说立即送公安部再做检查。
15日再去现场，已是人山人海地把现场围住。第二具尸体有部分头颅，也是相当完整。邓博士说，从证据要求极其严密的法医角度来说，这两具尸体不可能是上次勘查后遗留下来的，遗留的只可能是碎骨头，而不可能是这么大的尸块，法医也不可能只凭找到一个头颅就确定杀了一个人结案的。
回宾馆的路上，一个孩子家长突然从人群中把我们拦住，悄悄告诉我们，当天早上县里已经在各单位开会说来了两位记者，一律不得接受采访，她先生在县里任职，知道我们来了，专门让她出来找我们，提醒要小心，说完话后立即走了。
我跟邓博士站在街上，互相看看———后来才知道，去年11月家长们曾找过《武汉晨报》同行，他们对此案进行报道的时间比《北京青年报》还早一天。这次得知又来了两位记者，县里以为又是《武汉晨报》的，因此一边通知各单位，一边让几个宾馆查武汉来的人。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回宾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照片和DV全部发回北京；因为事情已经基本清楚，邓博士决定马上经郑州返回北京。
邓博士走后，又有家长找到宾馆，让我住到他家去。我想这朗朗乾坤的，不怕。家长说县里到处在找武汉来的记者，我一听心里更踏实了。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现和等待后，终于在15日下午接到了杨的电话。她说尽管对我们单独调查这件事情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大脑袋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先发消息。
接完电话，兴奋的我又发了条短信给她：“真是爱死你们了，你，大脑袋，都爱！”她受不了，马上训斥我：“别得意，还不定能发呢！”我说：“我不是得意，是自豪！看看“焦点”和“中青”吧，我真为“北青”自豪。”———我没有任何贬损同行的意思，大家在不同的位置难度也不同，这一点非常理解，但是我的自豪也是真话，一点不假。3文章发出去那天，接连接到多条短信，有的是同事，有的是朋友，告诉我要小心，调查完事情马上离开那个地方。网上的评论对河南和河南人的指责又多了起来。其实我觉得哪儿有那么玄，事情的风险在于稿子能不能突破脑子里的界限顺利见报，而不在于能不能在平舆安然行走。
写完那篇消息，我就在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