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在于能不能在平舆安然行走。
写完那篇消息，我就在连夜赶焦点稿子，一共写了4000多字，围绕的都是当初确定的死亡数字是否正确这一核心问题。
这时候受害家属向警方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重新组成调查组对新发现尸体进行调查，二是重新对尸骨和家长DNA 做检测———如果尸骨是17个孩子之中，那么当初家长们接受的尸骨和骨灰无法解释；如果尸骨不在死亡名单上，那么当初定的死亡数字同样无法解释。这是一个悖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答案当然隐藏在去年11月的结案过程中。究竟是结案太匆忙还是“DNA 出错”？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肯定有一天它会暴露出来。
稿子写完后，我离开平舆赶到郑州，第二天早上回到北京，看到那整版的《解读“平舆杀人案”死亡数字疑团》。棍表姐是那篇焦点的编辑，文章被她修改过后，文理清晰、逻辑严密，比原稿好。
之前总担心文章不能见报，到4月17日总算放下心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这篇充满计划外的变化和变化中的刺激的稿子，算是这么多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阿魏看到了我们连续的报道，发了条短信：“祝贺，惭愧。”
随后又得知一条新消息，两具尸体身份已经确定，都在17个孩子之列。警方表示，这尸体都是上次勘查时的“遗漏尸块”。家长们自然不认可，这次他们的反应比上次敏锐得多：“15号发现第二具尸体，你们16号就说送公安部完成了鉴定，北京到驻马店火车最快8个小时，坐飞机还要绕道郑州，24小时就能把检验做出来？”而警方只管说，不管答，家长的质疑依然没有答案。
4月18号，部分家长到北京上访，第二天就被河南方面接了回去。此前他们因为对死亡数字的怀疑，四次上访四次被接回，现在发现问题了，满怀希望地第五次来，仍然失败。当地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问题之法，竟是让家长“去起诉”、“去打官司”。这些家长都是农民，为找孩子有的一贫如洗，哪儿有时间和金钱去打官司？
4回到单位，小三告诉我曾经有人为了这篇稿子找报社说情，被顶了回去。原来驻马店方面知道我在河南后，托另外一家中央媒体领导来说情，希望按住焦点稿子不发。说情的领导并不知道驻马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只是一般的舆论监督稿，就打了电话。
电话是助理脑袋接的，我出发前给他讲过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问那领导：“您知道我们的记者去是为了什么事吗？”对方说不知道。助理脑袋就把事情是怎样怎样跟他说了，毕竟是做媒体的，对方一听就明白了：“我马上告诉那边，这事情我帮不了。”
报社领导还是信任我的。就像上次我根据采访了解到的情况，给新华社总部打电话反映当地分社可能有人在采访此事情中受贿，当时分社负责人很快给我回了电话，说经调查情况不属实。详情上篇手记里写得很清楚，这里不再多说。
后来《华商报》曝出这几位记者曾接受平舆有关部门30万元贿赂，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周后这几位外聘记者居然给我们报社领导发了一封函，言下之意说我“多管闲事”，却又没敢以“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名义正式发函。领导心知肚明，把事情告诉我了后一笑作罢。我曾经想再向新华社总社提出质问，后来想想，跟那种人打成一片，不值得。这事就跟一屁一样，放了。
我用数码相机拍的那些DV，最终还是在央视播了出来，不过不是在《焦点访谈》，而是在《社会记录》。虽然画面不是很清晰，还有点抖动，但却因为是那天在挖尸现场唯一的影像资料而显得非常珍贵。
本来想自己留着，却因为当地警方某负责人一再对媒体说14号我们挖出的只是散碎的骨头，只是被“误认为是尸体”———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会有现场的影像资料。正好《社会记录》记者来找我，就把DV给了他们，事实胜于雄辩。
节目是在4月22、23日晚上分上下集播出的。然后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我妈嚷嚷你怎么会跑去挖尸体你不要命了啊你。这时我爸在那边冲我妈吼了一句什么，老太太的口气马上缓和了下来，关爱地问：“生日吃的啥呀最近工作愉快吗出去打球了没有啊？”
早上又接到遇害孩子家长的电话。那孩子母亲看了节目后哭了一个晚上，然后告诉我：“总算没有让孩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谢谢。”
其实现在还远没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就像美国电视连续剧《X 档案》中片头那句话：The truth is out there。
真相可能永远在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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