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由《中央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上,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介绍人还有盛宣怀
最近,我的教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资料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的。
改良张本与革命张本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他说:〃诸君要晓得,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