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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用兵之时，就在仔细思考变起之因和将来安定西藏之法，他联系从康熙到今天一百余年西藏历史实际，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这就是噶布伦专权，驻藏大臣虚有其名，他决定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使驻藏大臣牢固掌握藏区军政大权，西藏严格隶属于中央。他在五十六年清高宗颁发的“金奔巴瓶”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上谕中，痛斥噶布伦专权横行，滋生事端，祸害藏地，廓尔喀两次入侵，均与噶布伦“起衅”有关，剥夺其权。不久，他又下谕，将噶布伦及戴绷、第巴等官员的任用权夺了过来，规定戴绷等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商议拣选补放；噶布伦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拟定正、陪名单奏报，由皇上钦定。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他又下谕，建立金奔巴瓶制，规定达赖等大喇嘛的化身呼毕勒罕，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对众拈定”，上奏朝廷。
大将军福康安等人，遵循谕旨，提出方案，会同达赖商议改定，经皇上批准，于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29条，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藏区政治、军事、经济（租赋、银钱）、外交、外贸等各个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宗教上也有很大权限，达赖、班禅等大喇嘛的呼毕勒罕，需经清政府掣签挑选和批准，各呼图克图违犯国法，将受到中央政府严厉制裁，西藏进一步直隶中央。
《圣武记》盛赞乾隆治藏之功说：“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高宗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方，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盖至金奔巴瓶之颁，而大圣人神道设教变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测矣”。
“十全武功”的六大特点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初三日，八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弘历因允准廓尔喀修贡停兵议和，亲撰《御制十全记》，记述他认为是“十全大武扬”的“十全武功”，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远”。此时他真是志得意满狂笑欢歌了。对于“十全武功”，评价各有不同。我认为，“十全武功”有六大特点。
碧玉“十全老人之宝”
其一，战争之多，军费之巨，清朝罕有。乾隆朝一共是60年，再加上太上皇时期的嘉庆三年零三天，也就是63年。而“十全武功”，两征金川，两征准噶尔与统一回疆，中缅之役，用兵安南，总计十全武功的征战多达26年之久，较之顺治、康熙、雍正及嘉庆以后的各朝，用兵次数之多和时间之长，无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并且，军费之多，也是十分惊人的。一征金川，军费花掉白银980至1100余万两；二征金川，7000余万两；征准平回，3300余万两；远征缅甸，910余万两；出征安南，100余万两；台湾用兵，800余万两；廓尔喀之役，1050余万两。“十全武功”共开支军费15亿两白银，相当于四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又超过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
其二，“十全”不全，胜中有败。所谓“十全武功”，实际上是功不满十，这十次用兵，并非是每次皆是凯旋而归。一征金川，损兵折将，庸帅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战败被诛，皇上见获胜无望谕令班师，名胜实败。缅甸之役，将军、一等公明瑞败死小猛育，经略大学士傅恒受挫老官屯，被迫议和，匆忙撤退。出征安南，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归，提督许士亨战死，全军溃败。初征廓尔喀，双方既未正式交锋，钦差大臣巴忠还附和藏区噶布伦之议，丧权纳银赎地，当然也谈不上功成凯旋。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就有四次失败，怎能冒称是十战十胜的“十全武功”！并且，就是那些得胜之战，也不是所向无敌，势如破竹。征准部，定北将军、一等公班第丧命于乌兰库图勒。定回疆，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差一点就全军覆灭。二扫金川“十全老人之宝说”之一
，定边将军、大学士温福中枪而死，清军溃败于木果木。“靖台湾”，将军常青龟缩郡城，参赞大臣、一等义勇伯柴大纪被围于诸罗，险些身亡城毁。二征廓尔喀，七战七捷之后，大将军、大学士、一等公福康安差点死于敌军刀下，清军“死伤甚众”。由此看来，以取胜的六大武功而言，这些武功也有不甚光彩之处。
其三，大起大落，变化多端。各次战争中，军情紧急，胜负难测，瞬息突变，吉凶未卜。一征准噶尔，进展神速，来归恐后，“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取了伊犁，全准归顺。可是，庆功之宴刚开不久，辉特部首领、“双亲王”、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即率部叛清，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被围殉国，厄鲁特四部大乱，清军连续奋战了3年，才再次统一准部。回疆用兵，旗开得胜，败叛汗，下库车，回城纷纷纳款，可是，转眼之间，清军主帅定边将军兆惠兵败叶尔羌，被困黑水营长达3个月之久，弹尽粮绝，即将全军覆没，幸遇富德等援兵救助，始免于难。远征缅甸，主帅明瑞起初督军屡败敌兵，连奏捷报，后因长途转战，孤军深入，人疲马乏，弹尽粮绝，身陷重围，敌众我寡，兵败自尽。二征金川，主帅定边将军温福统兵数万，连取敌碉，降服小金川，进攻大金川，驻军木果木，遭敌包围，断粮断水，军心震动，大营失陷，温福中枪死，3位提督及总兵、副都统、副将、参将、游击等100余员和3000余名士卒阵亡。进攻安南，主帅两广总督孙士毅初因率军轻取东京，功封一等谋勇公，旋因违旨不即撤兵，遭敌军大举围攻，伤亡惨重，弃城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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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用兵多年，调度有方。过去人们对乾隆指挥征战的能力多持贬词，尤其是将他与祖父康熙帝相比，更认为他是相差太远，简直到了不屑一提的程度。我认为，此议欠妥，对乾隆的“武功”及其军事指挥才干的评判，是太不公正了。因为，祖孙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尽一样，形势差异很大。康熙年间，八旗军的军威仍旧可观，绿营兵的战斗力也不可小看，还涌现出了图海、费扬古、赖塔、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施琅、蔡毓荣、穆占等等满洲、汉军、绿营名帅勇将。乾隆年间的军队可就是远逊于前了，兵不如前，弁不如前，将不如前，帅更不如前，调动这样的军队去打仗，去攻城克碉，斩将擒王，其难度显然远远大于康熙朝，而乾隆正是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创立“十全武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乾隆早年用兵的一些失误，就可以理解了。
乾隆在指挥“十全武功”的前几次大的战争中，确实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一征金川，首先就错在形势判断有误，不该打这场大仗。其次是错在任帅非人，一不该用川陕总督庆复统军，二不该让张广泗接替其任，三不该用短弃长，派善理国政却不谙用兵的讷亲去当经略。两“十全老人之宝说”之三征准部时，过分依赖投诚的准噶尔汗贝勒，在没有以清军为核心为强大后盾的前提下，实行“以准攻准”方针，致阿睦尔撒纳突然叛乱，主帅班第被围殉国。用兵回部，起初误用昏帅雅尔哈善，后又因过分轻敌逼令将军兆惠冒险速击，致其被困于黑水营。远征缅甸，料敌不明，错误定下必灭其国的目标，致将军明瑞孤军深入，败死荒郊，等等。虽然遭受到如此一系列的惨重失败，但乾隆并未灰心绝望，也不诿过于下，而是振奋精神，总结教训，承担责任，找出错误原因，制定新的正确方针，任用得力将帅，坚持战斗，夺取胜利。他还奖惩分明，擢用名帅猛将。他先后惩办了庆复、张广泗、讷亲、策楞、玉保、永常、达尔当阿、哈达阿等昏庸统帅，或革职，或斩杀。他对智勇双全、骁勇善战的将帅弁士格外重赏擢用，像索伦马甲海兰察勇冠三军，身经百战，屡建殊勋，封授一等超勇公、领侍卫内大臣，像额森特、额勒登保、德楞泰、台斐英阿等几十名马甲、前锋、拜唐阿、珠户出身的勇士，都因军功累累，任至总兵、都统、提督、头等侍卫、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像善于统军征战的名帅阿桂，从军机章京擢任至定西将军、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封一等诚谋英勇公。“十全老人之宝说”之四这些难得的将帅对创建“十全武功”起了很大作用。总的来说，乾隆早期的指挥，有错有对，从三十八年六月木果木清军惨败以后的历次征战，他的调度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一位善于用兵屡战屡胜的英明君主了。
其五，勇于进取，改革旧制。准噶尔部有20余万户60余万人，剽悍善战，曾大败清军于和通泊，使“三朝（康雍乾）四顾，旰食仄席，戍塞防秋”，乾隆趁准部内乱，决定出兵，痛斥满洲王公大臣“畏怯退缩”，虽遇挫折，也不动摇，终于平准定回。当兵强马壮的廓尔喀军入侵西藏时，尽管他已是80多岁的高龄老人，仍然不顾气候恶劣山川险峻的不利条件，不畏艰险，毅然发兵征讨，打败敌军。他还废除厄鲁特四部总汗及回部和卓掌权与藏区噶布伦专权旧制，设立伊犁将军，筑城驻兵屯田，颁行《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碧玉“五福四得十全之宝”其六，成效显著，贡献巨大。由于乾隆的勇于进取，调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