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是最大的一部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汇。其三，保存了大量古书，使不少已经遗失多年的珍贵古书重见天日，如《旧五代史》、《五曹算经》等等几百种古书。其四，汉学跃居首位，乾嘉学风形成。乾隆中期以前，宋学仍占统治地位。戴震等一批汉学家当上了纂修官、分校官，辑佚校勘，考核辨证，成就很大，朝廷转而赞赏汉学，肯定其“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予以优厚待遇，加上文字狱的频繁，从而吸引和促使大量知识分子转向汉学，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考据学急剧发展，迅速形成独具特色的乾嘉学风。其五，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兴盛。一是掀起了刊刻丛书的热潮，出了《知不足斋丛书》、《小方壶舆地丛书》、《学津讨原》等卷帙浩瀚刻印精良的丛书。二是辑佚工作普遍展开，辑佚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三是校勘学青玉《御笔文渊阁记》册
发展到鼎盛阶段，出现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广雅疏正》、钱大昕、王鸣盛的《二十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阮元的《十三经注疏》等公认的名著。四是目录学空前繁盛，涌现了大量目录著作。
虽然《四库全书》的编纂，在文化领域起了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乾隆的极端自私和非常狭隘，在编纂过程中，竭力消除不利于专制君主统治的论述，宣传尊华轻夷，做出了不少蠢事和坏事，以致严重地影响了此书的质量，带来了恶劣影响。他主要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一是查缴禁书，全部焚毁的书籍多达3100多种，15万部以上，还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二是在《四库全书》里，或撤出销毁，或删削，或挖空抽换违禁之书与违禁内容；三是大兴文字狱。下节我们再予详细介绍。文字冤狱的制造者
清朝由于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又长期在人口比例上没有摆脱“八十万尼堪（汉人）”与“三万诸申”悬殊太大的局面，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满洲八旗男丁才有154329丁，而全国汉人的男丁，仅官方册籍的记载，就有25380209丁，二者之间的比例是1比164，满洲男丁太少太少了。这样少得可怜的满人的首领，能够长期统治住一亿两亿三亿以上的汉人，世代为君吗？清帝当然是忐忑不安，疑心太重，生怕汉人造反，必然要竭力加强对汉人的统治和镇压。另一方面，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其控制百姓的手段和传统，势必也会影响清朝皇帝，也会延续下来，有可能会更加专制。因此，用以恐吓、威慑、镇压持有异见或不够温顺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冤乾隆古装像
狱，较诸以往王朝，就更为频繁，更加残酷，更无道理。康熙时庄廷珑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两大文字冤狱，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几百人被诛戮充军籍没。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但文字狱比康熙时还多，最大的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一大批人被杀。
乾隆自诩明君，夸耀“大清全盛之势”，更加容不下臣民的不恭，更加专制，制造的文字冤狱更多，更加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反清者杀，讽上者诛，连歌功颂德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被定成逆书叛案，少数歹徒更借此诬告良民，敲诈勒索。像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一案，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因其诗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安徽巡抚闽鹗元定为“悖逆遗书”，上奏朝廷，乾隆谕令严查。闽鄂元会同两江总督萨载上奏，拟将戴移孝的曾孙养心殿内的“袖珍”书房——三希堂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处以斩立决，其余戴用霖等子、孙、曾孙照“逆犯子孙缘坐律”斩立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乾隆降旨：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等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浙江仁和县人监生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阁诗集》10卷，其子捐纳州同卓征、生员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长龄等人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等字句，被闽浙总督陈辉祖定为逆书，并奏准按“大逆律”，将已故的卓长龄等“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斩立决，家眷依法严处。
乾隆还亲自指定查办一些案件，比较重要的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三年二月至广西任学政，十青玉“三希堂精鉴玺”
第二部分：最大最富的贪官和榘臁按备灏浮钡淖嗾�
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坚摩生诗抄》。乾隆读过其诗后，认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于二十年二月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在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速奏”，若稍有姑容，则与卫哲治之身家性命有关。随即又令有关省府追查有关人员。三月十三日，乾隆召见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对胡中藻之事下达专谕，严厉指责其“丧心病狂”，“悖逆讥讪”，“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在谕中举了一些例子，加以批驳。一是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宁，远逾汉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二是“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三是“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不开开”。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为何会有朝门不开之语！等等。
乾隆又在这道谕旨中着重指出，胡中藻之所以如此目无王法，欺君悖理，是因为其系大学士鄂尔泰的党羽，故其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甘肃巡抚鄂昌系鄂尔泰之侄，身为满洲世仆，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著将胡中藻、鄂昌拿解进京问罪。不久，审查完毕，乾隆下谕说：胡中藻即行处斩。鄂昌负恩党逆，勒令自尽。鄂鄂尔泰像
尔泰生前赞赏胡中藻，其侄鄂昌与胡“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形成朋党，“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著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其实，胡中藻的诗文很难说是讽刺清朝皇帝的。乾隆兴办此案的真实目标，显然不是就诗论事，而是袭用其父雍正帝之故技，举诗文之案来惩罚自己想处治的大臣，通过诛戮胡中藻、鄂昌，来处罚鄂尔泰，禁止朋党，抬高君威，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
一些文人因对贪官污吏豪横乡绅不满，书写诗文，也遭到乾隆重惩，蔡显的《闲闲录》之案即系一例。蔡显，号闲闲，江苏华亭人，雍正举人，先后刊行过自己的著作《宵行杂识》、《红蕉诗话》、《闲闲录》等书。因为他在著作中对当地官员乡绅的不法行为有所揭露，一些官绅遂摘取书中一些诗句，对蔡显进行陷害，指为讪谤朝廷，蔡显被迫于三十二年携其著作向当地官员自首，希望官府代为剖白，而当地官员竟以此将其问罪，拟以凌迟处死。乾隆审阅蔡显著作后，又发现了一些问题，如《闲闲录》对康熙、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两江总督尹继善关于查办“传抄伪稿案”的奏折
雍正年间的文字狱有所记载，且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还有一些“大逆不道”诗句，如“雨风从所好，南北查难分”，“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等。又抄写前人所作的《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乾隆认为这是蔡显“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命将蔡显立即斩首，其子蔡必照处以斩监候，所刊书籍通通销毁，为其书作序和帮助校刻的24位学者也遣戍边远。
也就是在这一年，发生了齐周华案。齐周华是浙江天台县的一位秀才，对时事和学术问题敢于发表个人意见，在雍正帝向天下生员征求对处理曾静、吕留良案子的意见时，他来到刑部，要求释放吕留良的子孙，被押解回浙，严加锁锢。在家乡期间，他写了《名山藏初集》等十余种著作，刊刻于世。乾隆三十二年十月，齐周华求浙江巡抚乾隆皇帝在尹继善奏折上的朱批
熊学鹏为这些书写序言，官府对其书籍进行审查，发现其中有《狱中祭吕留良》一文，高度推崇吕留良，“比之夷、齐、孟子”，并且“庙讳御名，公然不避”。乾隆谕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销毁其书，并严令追查为其作序的一些学者。受此牵连，李绂、谢济世、沈德濳等，或者是本人，或者是家属，受到死后受到文字狱牵连的老臣沈德潜像提讯。曾担任过礼部侍郎的齐召南，因与齐周华是一族之亲，又为其《天台山游记》写过跋文，被押解回籍，查抄家产，忧惧而死。
十年以后，又发生了徐述夔（ｋｕí）大案。徐述夔是江苏东台县的举人，著有诗文多种，死后其子徐怀祖将其遗作刊行，乾隆四十三年被仇家告发，布政使陶易认为罪名不能成立，未予定罪。乾隆知悉后，查看原书，发现了许多反对清朝统治的罪证，如《咏正德杯》一诗中称：“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一柱楼》诗中称：“明朝重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认为这是“系怀胜国，暗怀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下谕严加追查。徐怀祖父子被开棺戮尸，曾为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