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充盈的时间很长，这在乾隆朝更为突出。从乾隆元年到三十九年，只有３年存银在3000万两以下（八年2912万余两，十三年2746万余两，十四年2807万余两），其余36年都在3000万两以上。三十年库银都在6000万两以上。这样长时间的巨量存银，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各省藩库，积存充裕”。各省布政使司的藩库存银，也非常多。乾隆二十八年，广东藩库的“田房税契银两”积至120余万两之多。三十六年，陕西藩库贮存之银“现有四百三十三万三千余两”。四十七年，浙江藩库存银101万余两。四十九年，河南藩库存银250余万两，甘肃有470余万两。五十年，山东藩库有银396万余两。
重达5300多公斤的大禹治水玉山
其三，开支巨大，存银不减。库银之多，并非削减必要的开支而存起的。乾隆年间每年固定的正额开支，如兵饷、官俸、驿站、漕船、河工等等，都比康雍年间有所增加，像河工岁用银两多达400万两，比过去增加了很多。还有，军费开支也很大，两征金川用银8000余万两，征准平回用银3000余万两，加上征缅攻廓尔喀，共计用银15亿余两。至于蠲赋赈灾，一般是每年需支出几百万两。各类开支，虽然很大，但库银并未受到很大影响，除个别年份有所减少外，总的来说，库银仍在不断增加，数量仍然巨大。
其四，库银虽增，赋税未加。国库存银的增加，并非加赋而来，不像乾隆所说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龄，“以掊克为事，而致府藏充溢”。乾隆不仅没有增收田赋丁税，反而五免天下钱粮，大蠲赋税，总计蠲免赋银3亿余两，相当于7年全国赋税收入。蠲赋次乾隆皇帝的膳单（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数之多，银两之巨，空前绝后，它不仅没有使库银减少，反而是促进全国经济发展，促使国库存银不断增加，以致达到“府藏极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其五，入多于出，年年有余。乾隆年间的收支情形，尤其是每岁开支后的余额，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初期，结余不多。乾隆十年户部尚书梁诗正奏称：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200余万两。此后年度结余不断增加。以乾隆三十一年为例，这一年的“岁乾隆铜镀金八角鼓式嵌钟表座凳（清宫造办处造）
入之数”是：田赋丁税2991万两，耗羡银300余万两，盐课银574万两，关税540余万两，芦课、鱼课银14万两，茶课7万两，落地、杂税银85万两，田地房屋买卖契税银19万两，牙行、典当税16万两，矿课有定额的8万余两，常例捐输银300余万两。总共是4854万余两。另外还有江苏、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漕粮、白粮米460余万石、新疆屯田岁收粮24万石。其“岁出之数”是：兵饷1700余万两，王公百官俸银90余万两，文官武将“养廉银”427万余两，外藩王公俸银12万余两，京官各衙门公费银14万余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备有银56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12万两，织造银14万两，宝泉、宝源局工料银10万余两，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8万余两，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8万余两，东河、南河岁修银380余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600余万两，岁不全支更定漕船岁约需银120万两。总计约3500余万两。两相抵销，每年结余多达1300余万两。但这不包括蠲赋、赈灾、用兵以及河工大灾抢修等用费。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大学士等奏称：“现在统计部库每年出入大数，约余银九百万两有奇”。乾隆五十七年，户部总册奏称：上年各省实征岁入银4359万余两，开支俸薪、兵饷、驿站等费银3177万余两，“余银一千八十一万余两”。每年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余银数量确实大得惊人，这就是保证国库长期存银5000万～7000万两的根本因素。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乾隆写绘本《圣迹全图》
魏源在《圣武记》卷十一《兵志兵饷》中，总论乾隆年间国库存银之多时，作了如下的概括：
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部库不过二千四百余万，及新疆开辟之后，动帑三千余万，而户库反积存七千余万。及四十一年两金川用兵，费帑七千余万，然是年诏称库帑仍存六千余万，及四十六年之诏，又增至七千八百万。且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七省漕粮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计又不下二万万两，而五十一年之诏，仍存七千余万。又逾九年而归政，其数如前，是为国朝府藏之极盛也。
乾隆刻本《满文大藏经》
“府藏之极盛”，就是乾隆年间国库充盈、藏银巨万、空前绝后情形的简明概括，这也为乾隆帝普免钱粮，进行“十全武功”，六下江南，四次东巡拜谒祖陵，编纂《四库全书》，大修宫殿园林寺庙，提供了物质条件。
六下江南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帝弘历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乾隆南巡图·骑马像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南巡图》（第十二卷局部）
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要到浙江的海宁。
六下江南所经之地和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皖上千万两银子。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30万余两，及浙江本年应征银30万两。二次南巡，谕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20余万两。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27万余两。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钱粮143万余两及浙江13万余两。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130余万两。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130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1000万两以上。
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那样，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任务。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700～800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乾隆南巡图》中的北京前门
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1/10强。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他对几十年大兴河工的情形作了总结，主要是四大工程。第一项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第二项大工程是陶庄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宽80～90余丈，长1000余丈，深一丈余，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开成以后，解决了“倒灌之患”。第三项大工程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花银数百万两，修建好鱼鳞石塘4100余丈。第四项大工程是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修了三年多。这对保护沿海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大作用。五六十年以后，陈文述对比当年海塘利民和现在海塘失修灾害加剧时，写下有感而作的《议修海塘》诗说：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