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利民和现在海塘失修灾害加剧时，写下有感而作的《议修海塘》诗说：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
翠华亲莅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
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
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三吴骇浪狂。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乾隆南巡图·拜谒大禹陵》（图）
另外，《南巡记》里还提到将高家堰的三堡、六堡等原来用砖砌的堤一律改为石堤，徐州城外添筑石堤直至山脚。仅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六巡期间，乾隆对黄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苏的海塘，下达了数以百计的上谕，指示治理，动用了几千万两帑银，完成了多项工程，对减少洪灾、保护百姓田园庐舍和生命安全，起了不能抹煞的重大作用。
南巡期间，乾隆对礼遇致仕大臣和“培养士类”做了大量工作。他重新起用或擢用办事实心颇有政绩的大臣，像原任大学士的陈世倌、史贻直和大学士管江南河道总督的高斌，都是当时的能臣，仅因小过或一时不顺上意，而被降被革被致仕，使其才干无所施展，于国于己，《乾隆南巡图》中的观戏场景
皆有损害，现在借南巡之机，乾隆谕命他们三位都官复原职。原礼部侍郎沈德潜乃江南文坛泰斗、大诗人，原刑部尚书钱陈群诗书皆优，二人皆为乾隆帝所赏识器重，在江南甚至在全国文人士子中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乾隆南巡时，对二人十分优遇，既赐沈德潜御诗，又为沈主持的紫阳书院题额“白鹿遗规”，并亲写长诗相赐，还加沈德潜礼部尚书衔，给俸，谕令钱陈群依其原官刑部尚书给俸。这在缙绅中当然会产生良好影响。
更重要的是“培植士类”。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增加生员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1/4左右。二乾隆刻本《南巡盛典》
是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试题均由乾隆亲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
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学界泰斗，有的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八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南巡盛典·金山》
写了《唐石经考》、《二十二史考异》（100卷）、《元史艺文志》、《潜揅堂文集》（50卷）、《诗集》（20卷）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
以后第二、三、四、五、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南巡盛典·阅武》
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南巡期间，乾隆还在苏州、杭州、江宁、嘉兴等地多次阅兵，检阅军队操练，整饬营务，对所到之地的地方官员予以考核奖惩升降。另外，他还游遍江南名胜，观古赏景，悦目怡心，赋诗唱和，题字留念，广写匾额。
《南巡盛典·程途》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六巡，乾隆帝相当清楚地了解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大兴河工，广蠲赋税，礼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官兵一般是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怒诛国舅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初七日；两淮盐政尤拔世上奏折说：上年两淮盐政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目，仍令各商每引缴银3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85000余两，其余现存19万余两，请交内务府查收。
乍一看来，这是一般的新旧盐政交接的例行公文，只讲预提盐引上缴的银子收支情形，没有说它有什么问题。如果是粗心大意的平庸之君乾隆皇帝像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高斌任江南河道总督时的奏折
或者是虽然精明但对盐务不甚了解记忆力差的皇帝，就会把它当作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看过就扔在一边了。然而，乾隆可不是这样的君主，他立即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命令军机大臣查检档案。发现档案对此没有记载后，他便断定这是个大案子，马上下谕清查此事说：此项银两，盐政从未奏明，私行动用，甚是骇异。军机大臣翻阅户部档案，没有找到造报派项用数的文册，“显有蒙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每年提引自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若以每引缴银3两计算，“二十年来银数应有千万余两，自须彻底清查”。但年岁久远，头绪纷繁，尤拔世一人不能独办，著江苏巡抚彰宝秘密赶往扬州，会同盐政详悉清查，“务使水落石出”，不准隐饰瞻徇姑息了事。
接到皇上严旨，彰宝、尤拔世不敢怠慢，也不敢循私庇护，立即严格审查，并迅速奏报此案说：预提第二年盐引，本系奏准办理之事，没有差错，但每引有多少余利及要征收公银一事，历任盐政竟然隐匿，并未奏报，“居心实不可问”。传讯众盐商总商后得知，历年以来，“共获余利银一千九十余万两”，其中办贡品及预备（南巡）差务用银467万余两，尚欠交“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另外，送过高盐政（高恒）银135900余两，代普盐政办如意银320两，代吉盐政办贡物垫银3000余两。
江苏巡抚彰宝此折，震惊朝野，因为它涉及到四个大问题：其一，巨款去向。这可不是千儿八百的区区小数，而是一千余万两，相当于《苏州织造局图》碑
朝廷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如是贪污，那可是前所未有的特大贪案。其二，上涉圣躬。盐商供称的办贡是进献皇上，差务是天子连续四次下江南巡幸扬州。乾隆帝一向宣称拒收贡物，禁绝献宝，出巡费用皆系“官为经理”，不取于民，那么，这460余万两银子又作何解释。其三，牵连广泛。从乾隆十一年到三十三年的二十年里的盐政、运使、同知、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两江总督、扬州知府等等数十名地方高级官员，皆难辞其咎，不是侵吞分肥，便是收受贿赂，至少也是失察疏纵，按律究治，难逃革职降级处死籍没充军恶运。两淮总商和一些富商也不能幸免，官商二界势必惊惶不安，人心浮动。其四，皇亲难参。总商黄源德等交过银的高盐政，可不是一般无足轻重的小官，而是皇贵妃之弟、相爷之子、为帝宠信的高恒。高恒之姐系乾隆即位以前的侧福晋，深受夫君宠爱，卒后乾隆帝亲谥以“慧贤”。高慧贤皇贵妃像
恒之父高斌，任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内大臣管两江总督等职，乾隆帝赞其治河成绩显著，“功在民间”。高恒的堂兄高晋，此时正任两江总督。高恒凭仗姐、父、兄的权势和帝恩，历任要职，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管理多处关税，乾隆二十二年起任两淮盐政，直到三十年因高晋为两江总督，例当回避，才调入京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正因为高恒权势显赫，所以彰宝只奏请将现任盐运使赵之壁暂行解任，而对高恒只字不提，不敢奏请将其革职拘审。
对于这样一桩重大案件，一开始乾隆是十分认真对待的。他读过彰宝奏折后，于当日及第二日的两天里，连下八道上谕，责令严查严办。第一道上谕是革高恒、普福、前运使卢见曾等官职衔，以前赏给总商黄源德、江启源等人的布政使、按察使衔，均予革去，交彰宝审讯。第二道上谕是查封卢见曾原籍赀财。第三道上谕斥责两淮盐商欠银冒赏，令其交足“未缴余利银六百数十余万两”及冒滥支销之银，并赔交历任盐政的亏空。第四道上谕是训斥两江总督尹继善和高晋循私隐瞒，交部严加议处。第五道上谕是令将普福住所赀财查封。第六、第七道上谕是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