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制导武器和电子传感设备。这样就产生了灵巧弹药、GPS全球定位系统、E—3预警与监视系统、E—8战场控制系统、现代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F—117A隐身战斗机、F—14、F—15、F—16战斗机、A—10攻击机、“战斧”巡航导弹、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和M—1A1主战坦克等一系列高技术常规武器系统。
经过第二个回合的竞争和较量，苏联在技术、武器和综合实力方面已经跌入谷底，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缺乏准确的未来预测，没有认清美国发动“竞争战略”和大规模改革的目的和实质，结果被美国拖垮；二是对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漠然置之，不重视发展隐身、夜视、精确制导、C3I和电子战等高技术装备，仍按照传统思路拼命发展核武器、航母、核潜艇、飞机和坦克等平台，并一味追求装备数量，结果难以适应现代常规战争的需求；三是国防工业过于庞大，加上计划经济，使国家包袱过重，军费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居高不下，一直徘徊在20％—30％，从而使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经过短暂的调整和反思，又向一个新的制高点发起冲锋。其新的战略目标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具体措施是加速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
第一篇 信息化时代军队建设面临调整和转型
二战以来，虽然世界主要国家军事战略经历过多次调整和改革，但规模最大的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第一次转变用了三年，第二次转变持续了十几年。军事战略转变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要求军队从作战理论、作战样式、装备发展、编制体制、军事训练和人才建设等方方面面都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和转变，所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纵观历次战略转变，虽然目的、意义和重点有所不同，但尽快实现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是历次军事战略转变的一个重点。实现这样的转变通常都是采取“拆庙”、“消肿”、“卸包袱”之类的措施，使部队更加精干、有效和顶用。
裁军、撤军，削减军费、军备等重大行动都是根据军事战略转变的特殊需求而进行的。第一个转变时期，二战刚刚结束，军事战略重点要求尽快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面来，所以继续保持数量众多和高居不下的军费、军备已经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按照战略需求进行大刀阔斧地裁减。第二次军事战略转变时期国际环境非常复杂，所以从8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和裁减，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各国才最终下决心进行大规模裁减。任何时候，裁减的目的都是为了轻装、消肿和卸包袱，为了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加速经济建设和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所以无论是军费、军备或军队员额的任何大规模裁减都不会使军队削弱到无法完成既定任务或难以打赢未来战争的水平。美国军队在第一次战略转变中虽然进行了战后以来第一次大裁减，但当时它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第二次战略转变中美国的动作更大，在军费、军备、军队员额等方面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面裁减，结果将会如何呢？在未来数十年内，它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裁减之后的核武器仍能毁灭地球若干次，陆、海、空三军经过裁减后淘汰了第一、二代武器装备，保留下来的都是精干顶用的现代化高新技术装备，其总体作战能力并没有因为削减而有所减弱，相反，甩掉许多包袱和负担之后，更有财力和物力去夺占新的制高点，抢占新的优势。
从第二次战略转变中的裁军情况来看，反映出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大规模裁减陆军员额，海、空军相对裁减较少。美国和苏联陆军裁减比例都在20％—30％以上，而且主要是采取整建制撤消和“拆庙”的办法进行，海、空军裁减比率小于10％。美国陆军从1990年的约94万人裁减到1997年的535万人，由18个陆军师减为12个，甚至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在短短7个月中就裁减了227万人，就连第7军这样的王牌部队也被整建制撤消。德国陆军裁减2554万人，12个陆军师减为8个，撤消100个营的建制；二是大规模撤回驻外军队。美国从1990年开始，大量缩减海外驻军，其中驻欧美军从1978年的32万人骤减到10万人。840多个海外永久性基地和军事设施关停并转或缩小规模，1998年前，还关闭了70多个军事基地和设施。苏联解体后，63万人的海外驻军已全部撤回，驻外军事基地也将全部撤除。
按照1990年美元比值计算，美国国防开支1945年为453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8％。1946年开始大幅度削减军费，到1947年就削减了3940亿美元，年度经费只有590亿美元，削减比例达84％，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降到56％。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长期冷战过程中，军费连年增加，从50年代的1950亿美元（含战争费用）、60年代的2400亿美元（含战争费用），增长到80年代的每年平均2900亿美元，最高时每年军费达330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军事战略转变后军费连年递减，1997财年已经减少到2428亿美元。从21世纪开始，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借着国际反恐的机会大幅提升军费预算，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将达4000亿美元左右，创冷战以来最高记录。
从全世界来看，45年冷战期间，世界军费总额为175万亿美元，其中工业化国家占85％。1988年世界年度军费总额高达1万亿美元，1989年开始削减了4％，1990年又削减了5％，然后呈逐年递减的趋势。所以，大幅度削减军费预算、减轻国家经济负担是战略调整的一个重点。
军费总体削减是大趋势，但在军费分配比例和资金投向上并不是平均分摊，有的削减，有的则还要增加，要体现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原则。在突出重点的原则下，海军军费就呈相对增加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军费分配比例上一直是海军优先，这次战略调整中又展开了一场预算战，结果是海军比陆军得到的经费多25％。海军年度军费预算虽然已经从80年代的1100亿美元降到840亿美元左右，但在三军中仍处第一位。其他西方国家也基本上是这样的趋势，比如意大利1993财年军费167亿美元，其分配比例陆、空军分别从34％和41％降到32％和367％，而海军则从245％增至31％。东南亚国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军费分配比例方面也体现了向海、空军倾斜的趋势。
裁减数量，提高质量是各国都认同的一个主要趋势，但如何用军费这个杠杆来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这样一个目标就需要进行总体调控，调控的主要措施是武器装备采购费锐减，科研费激增。冷战时期，各国普遍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费比例，目的是增加装备数量和军备水平，提高军备竞赛的强度。新形势下，没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军事竞赛也由实力对抗转为潜力抗衡，因此加强科研费投资比例自然是明智之举。按1996财年美元计算，美国1990财年装备采购费95871亿美元，1996财年减为394亿美元，削减幅度高达约60％；同期科研费分别为430亿美元和34332亿美元，削减幅度只有2％。相对而言，科研费呈稳步增加趋势，1996年和1981年相比净增177亿美元，增长率为52％。美军科研费占国防费的比例已经由1990年的124％增至1996年的14％左右；同期装备采购费则由28％降为16％。日本军队科研费占国防费的比例从1986年以来也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
裁减军费军备是世界战略转变所出现的一个总体趋势，但从某些地区来看，也出现了与之相反的趋势，比如我周边国家和地区中有的就乘机增加军费，扩展军备，从而在地区内掀起一个军备竞赛的高潮。日本军费1987年首次突破1％的限额之后，每年都以5％—6％的速度增长，1992财年已达327亿美元，其中海军军费80亿美元。近年来，日本军费在接近400亿美元之后，正准备向500亿美元冲击。日本军费总额一直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军费数额则位居世界首位，其海军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跃入世界第二位。韩国、印度和台湾军队军费总额也都超过了100亿美元，东盟各国军费近年来也都呈直线上升趋势。
第一篇 信息化时代质量效能型军队初露端倪
削减数量，提高质量；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选准突破口，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攻坚，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这是任何一支军队都在苦苦追求的。其中道理，不言自明，并没有什么高深之处，关键是看谁能够把握机遇，进行正确决策。如果丧失良机，不仅不能把握机遇反而做出错误决策，必将严重影响军队作战效能的提高。加速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无疑是世界各国新军事战略转变中优先考虑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国际环境总体和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军队裁军、撤军，削减军费、军备的大环境下，加速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是各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物质基础，所以在战争或冷战期间，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规模膨胀性增长，甚至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每次战略转变后，武器装备都要进行大规模裁减。在陆军常规军备裁减方面，以苏美主战坦克为例，1960年，苏联和美国在主战坦克数量对比方面是269∶1，差别不是太大。但1970年以后差别开始拉大，发展到380∶1。1975年苏联坦克达42000辆，美国为8700辆，为482∶1。1985年，苏联坦克52000辆，美国也增加到13400辆，为388∶1。1993年，俄罗斯陆军裁减到85万人，主战坦克也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