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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精确。精确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冷兵器时代的百步穿杨是精确，热兵器时代的弹无虚发也是精确，因而不能跨越时代的时空来解释精确的概念，更不能用信息化武器装备的精确来说明以往武器装备的不精确，因为那些所谓不精确的武器装备在当时也是最精确的。所谓“三非作战”就是指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作战。这三种作战样式都不是信息化武器装备时代的首创，在以往的战争中都可以找到这些作战样式的影子。冷兵器时代的武器装备几乎都是接触式作战，但自从出现了抛掷式武器以后，非接触就成为可能。火枪、火炮的出现，无疑把作战距离拉到了几十米、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距离。到了机械化战争时代，作战距离就更远了，美国和日本在中途岛大海战中，首次实现了脱离接触式作战，两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相互不见面的距离上使用远程火炮和舰载机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海战。
信息化武器装备出现之后，非接触的距离增大了，这种增大不是无限增大，也不是非接触的距离越大越好，它是根据作战对手武器装备的作战距离和防御范围来确定的。比如，对方对飞机和导弹的防空探测和拦截范围如果是100公里，这种非接触作战的距离就应该界定在120公里以上；如果对方的防空范围只有5000米，那么非接触作战的距离就应该下拉到6000米左右。非接触作战的范围是在保证己方兵力安全和确保准确打击敌人的前提下界定的，伊拉克战争中地面作战非接触距离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几百米和上千米。作战要强调有效性，而不能限于理论和公式的推导。
非线式作战是针对线式作战而言的。在以往的战争中，一般来讲都是线式作战，因为只有线式作战才能集中兵力兵器进行决战。但在许多作战样式中并非如此，比如传统的游击战。我们熟悉的游击战就是一种非线式、非对称作战样式，一支精锐的小分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心脏地带，摧毁敌人的要害目标，并达成预定作战目的。这样的小分队与敌人之间没有堂堂之阵，在力量对比上也是敌强我弱，是非对称的。
四是快速。快速也是相对而言的，一个是相对时代和技术水平而言，一个是相对敌人的速度快慢而言。所以，没有绝对的快，也没有绝对的慢。因此，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盲目追求快速，快速虽然很好，但超越相对目标的快速是一种浪费，不仅不能提高作战效能，可能还会降低效费比。在冷兵器时代，骑马打仗的骑兵具有快速性特征，但这种快速性是相对步兵而言的，如果与后来的坦克、飞机、导弹相比，就慢得多。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快速，主要得益于三个技术基础：一是机器制造技术的高度精密化。机器制造技术在使用了数控机床等智能化加工控制技术之后，精密度提高，能耗降低，效率增大，动力性能良好，运用到新型作战平台之后，就会在行驶速度、机动性能、推力等方面有明显的改进；二是作战平台的高技术化。坦克、飞机、舰艇等传统作战平台采用新材料、新能源和新技术之后，使外形特征优化，空气动力外形更加科学，能耗降低，速度提高。另外，高技术作战平台实现了信息技术与机械化技术的融合，能够运用信息技术对机械装置进行自动控制，实现作战平台自身的系统集成。在此基础上，再对外围设备、外部接口系统和外围体系进行融合，从而使作战平台能够方位更精、速度更快；三是C4ISR系统的一体化。C4ISR系统使信息化武器装备实现了互联、互通、互操作，从传感器发现目标，到信息传递和处理，到指示武器对目标实时打击和效能评估，全部实现了网络化、信息化和一体化，因为在速度上实现了实时和近实时。速度提高之后，突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使全球战争直播成为可能，使远程异地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成为可能，也是远距离遥控战争成为可能。
第二篇 信息化战争的观念信息化战争的全胜观念
观念是行动的前提，不同的思维观念指导着不同的战争形态。农业时代的战争观念，主要目的是攻城掠地，所以战争总是围绕一个一个城堡进行争夺，围绕一个一个山头进行攻防。工业时代的战争规模庞大，机动速度加快，武器的杀伤破坏威力提高。战争目的最开始的时候是“绞肉机”作战，战争总是以打死打伤敌人数量和缴获敌军武器装备多少来判别胜负；后来有了核武器，战争观念开始转变，总希望把别的国家全部毁灭，地球上最好是只留下自己，认为那样才算是全胜。
核后时代的今天，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攻城掠地的现象不见了，过度杀伤破坏不仅不再提倡，反而被列为战争犯罪，所以滥用武力的行为开始被限制，不加区分地使用武器也属违法，传媒的作用不再仅仅是监督，而且已经介入到战争行动当中，并且成为战争的参加者。传媒参与战争之后，不仅影响到战争的进程，而且影响到战争的结局。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实际上是在两线作战：在正面战场由正规军打了一场漂亮的精确闪击战和火力攻坚战，在隐蔽战场则由中央情报局使用美元打了一场秘密的心理瓦解战。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与电子战、网络战一起，被界定为信息化战争中的信息战，信息战的战场主要集中在电磁空间、网络空间和认知空间。这是一些特殊的战场，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我们必须熟悉它，否则我们很难打赢它。
信息化战争的全胜观念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战略是统管全局、宏观的大谋略，主要是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和总目标，以便牵引并整合一切力量沿着既定方向达成预定目标。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战略决策失误，有可能面临全盘皆输的厄运，由此而造成的巨大损失，绝不可能从战役和战术上找补回来。
早在2500多年以前，我国著名军事家孙子就力主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和发动战争，“不战而胜”便是其军事思想的精髓。以谋略和外交斡旋化解争端无疑是上策，而兴兵动武或以武力相威胁则是下策或下下策。孙子的全胜思想认为，战而胜之不算大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全胜。首先通过威慑及遏制的方式，示形于敌，使之感到穷途末路，迫其就范，从而避免战乱。上策是全国，下策为全军，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以国和军来冒险进行决战，因为战争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核武器已经发展到能够摧毁地球几百次并导致地球进入核冬天的吓人地步，但核威慑战略的结果最终却遏制了核战争，不仅使之迟迟不能爆发，反而推动了核裁军进程。这不能不说是古代孙子战争文化对现代军事思想的一种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兵法非常讲究攻心夺气，伐谋伐交。诸葛孔明用兵如神，攻心是重要一招。他主张：“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又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今后治蜀当深思”。这种用兵方略与孙子的全胜思想是一致的。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可见，中国古代谋略家千虑之事不是如何用兵、如何打仗、如何拼杀，而是如何用谋，如何斗智，如何兵不血刃让你输得口服心服，五体投地。动武是最后的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因为一开杀戒，必将伤及无辜，酿成深仇大恨，即便一时战胜，日后巩固和治理也是后患无穷。蜀国马谡在向君主建言统一疆土的时候，就曾认识到这种深层次的问题，所以他主张“攻心”和“夺气”，因为“南中险远，鞭长莫及，近日破亡，明日复反。”历史经验表明，凡用此法征服和治理疆土者，多万世不衰。
中国古代战争史中所流传下来的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暗渡陈仓、远交近攻和十面埋伏等都是著名的战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而虚之，实而实之……”等作战原则也都是兵家常用的一些奇谋方略，这些谋略的奥秘就在于示形用诈，示形用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信假为真，信虚为实，最终达到以劣胜优、以弱胜强和打赢战争的目的。在军事斗争中，应该灵活运用这些军事谋略来调动敌人，迷惑敌人，控制敌人，从而争取和掌握战略主动权。
要善于造势。造势就是调动一切因素形成较高的势能，从总体上压倒对方，使之望而生畏，自感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造势的方式很多，比如通过舆论宣传在全国全军上下造成一种战争在所难免的势头，使其切实感到压力所在；也可通过兵力集结、拉动、布防等示形于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造成一种大战临头、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
实力与潜力相结合。要想使战争威慑有效，一方面要加强兵力部署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打赢信息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一方面，还要做好战争动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