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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考取了北影乐团。北京！我小的时候就非常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天安门，有最漂亮的街道，最大的商场，最好的舞台，那里有太多的文艺团体，有我崇拜的歌唱家。。。。。。我的心里充满了幻想，多少年我一直梦想着也能成为我们伟大祖国首都文艺团体里的一员！当我孤身一人提着行李来到北京时，我的心里是那样的骄傲！那样的激动！记得那一次的考试场面真让人紧张，因为那考场坐着我熟悉的歌唱家、作曲家。我的手心冰凉，心跳得很快，在心里不停的对自己说：“不要紧张，考不上就回河南。”我命令自己要从容些。当我唱完第一首歌的时候，没想到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了希望。
第一部分一个全新的感觉（图）
可是这里的一切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我因为不善言辞而经常被误认为孤傲。我亲耳听到他们在议论我说：穷山沟里的黄毛丫头还想跑到这来装蒜！后来，因为演出上的效果好坏以及文艺团体里的复杂，我被挤了出来，被迫离开了北京。那一段时期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是失望给我带来的痛楚！每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最后总是能坚强的再爬起来，从头再来。
我离开了北京到了山东青岛市歌舞团，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充满友谊的时光。山东人的质朴给我带来了许多安慰，但这里实在有些偏僻，特别是搞艺术的局限性就更大了。这是广州流行乐的兴起深深地吸引了我，特别是当我观看完广州歌舞团的演出之后，歌手的台风、服装、乐队的配器以及舞蹈的编排都给我一个全新的感觉。这感觉牵引着我，使我那么兴奋！我决心到广州去闯一闯，去看一看那里的世界。这是一个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城市，陌生的面孔，生疏的语言，我第一次有些不自信。我顺利地考入了广州市歌舞团作合同歌手，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更加刻苦的练习我的歌声，因为我知道一定要有本事才能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在广州，我的事业发展顺利，不久，我便频频出现在电视、报纸上、录音棚里，虽然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以及广州对外省人的排斥给我带来过许多不快，但事业上的小小转机已经给了我快慰。
从十四岁开始孤身一人流浪了这么多年，走过大小七个文工团体，每到一个地方都是陌生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重新开始，那些年我习惯了孤独，也习惯了一个人出入公园的影院，这种习惯的过程充满了苦涩和无奈！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公园里看猴子，欣赏它们的天真和无忧无虑，而我从记事起就失去了这种天真。有时，我会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孤儿，特别是受了委屈以后，我会把自己关在房间一坐便是几小时，心里空空的，没有着落，苍白无力！
第一部分付出的代价不被理解（图）
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有太深的体会。1989年的春节我参加了广东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在一阵热闹和祝愿之后我回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天地。暖瓶里没有一点热水，房间比以往更加冷清。我在街上找过几家饭店一无所获，他们一定是回家去吃团圆饭了。我沮丧地回到自己的窝，幸好还有一袋方便面可以充饥。虽然外面鞭炮齐鸣，响声震耳，而我的房间却异常的安静、冷清，我不知不觉地就这样流着眼泪睡着了。
那些年我长期在外，很少有机会同家人团聚。我回一次家要很周折、很辛苦，那时我微薄的工资还想省下来给爸妈买点什么，所以我每次回家都是坐硬板火车，很多次是挤在过道上或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我已经记不清与家人有多少次聚散分离。在那个偏远的山区小站上不知洒下多少别离难舍的泪水。我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妈妈的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深了，面部更加憔悴了，我的心好一阵酸楚。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又要辞别父母去流浪了，我又一次走出家门，当我下意识的回过头想再看一眼这个家时，映入我眼帘的是妈妈那在风雪中朦胧的身影，我看不清妈妈的脸，但我感觉到了那脸上滑落的泪水！我再也迈不出一步，呆呆地站在原地，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哭着向妈妈喊：“妈妈！我明年再回来看您！回去吧！妈妈”这一幕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前些年，我经常作为一名小歌手——默默无闻的歌手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那时似乎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楚在那种名人济济的场面我遭受过多少次冷落，我经常被抛弃在一边没人理睬，我的演出报酬也要比明星们少上好几倍，慢慢的我开始害怕这种演出，但为了能挤进她们的行列，我又必须承受这种冷落。我学会了逃避，也学会了在角落里默默的欣赏她们“官场上的寒暄”，虽然我这里不像那边热闹非凡，虽然我从不被人们重视，但我心里觉得踏实、轻松。
带病演出是最难过得，特别是当你忍痛所付出的代价不被理解时，那种委屈是很难形容的。而我却经常拖着病痛的身子，装出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唱完每一首歌。在河南的时候，我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小碗一样大的瘤子，这个瘤子整整折磨了我一年，在这期间我没有间断过演出，在脖子上系一条纱巾来遮丑，至今我的脖子上仍留有一个疤痕。一次，我在医院里刚刚打完吊针便急匆匆地感到剧场，当我唱完第一首歌的时候，台下就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声音喊着：“下去！下去！”我在台上沉默了，因为这喊声让我感到意外，我对着观众说：“每当我站在舞台上面对你们的时候，我感觉在座的每一位就像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是用我的心和全部的情感来和你们交流的，我希望你们在欣赏我演出的同时也能接受我这颗真诚的心！”
第二部分一个非常难忘的年月（图）
1990年——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年月。就在这年，我失去了亲人，也获得了荣誉！我尝到了悲喜交加的滋味，也发现自己在这一年中长大了许多。
我不停的收到家里发来的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回！”而此时我却正在拍摄参加比赛的前期录音。我想回去看望妈妈，可又不想放弃这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一次比赛机会！我甚至猜想妈妈和以前一样因为想我才用这种方式来吓我。我又接着收到爸爸从北京发来的电报 ：“母以转至北京，见电速来京！”同时又接到亲属及爸爸的信，详细介绍了妈妈的病情。我得知妈妈患有恶性肿瘤，已经到了晚期，家里仅有的一点钱已经全部用掉了。我的父母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偏远的林区，他们的收入仅够他们维持生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希望我能想办法来解决这燃眉之急，我真得慌了，想立即飞到北京，飞到妈妈的身边。而我口袋里的钱仅仅够买一张机票。就在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在我急于多挣一点钱去看妈妈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原因，使我未能如期登机，由此而导致我耽误了团里的一场演出，团里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惩罚：停止工作、扣发工资、写检查等，更为严重的是团里接着向广东省内有关演出部门通报禁止我的一切演出活动。这接踵而至的烦恼，使我跌入了痛苦的深渊！我心里是那么的难过！那么的无助！多么希望团里能在这个时候少给我一些压力。那时我不停的接到爸爸发来的一份份电报，可团里这方又死死抓住我的“错误”不肯放过。我流着眼泪向团里讲明妈妈的病情以及家里存在的困难。我多想团里能借点钱给我让我帮助家人渡过难关。我向团领导提出了这一请求，可是我得到的确是如此冰冷和肯定的答复：团里经济有困难，我们没办法！在广州我没有亲人，也没有非常要好的朋友，广州的社会不同于其它地方，这里的人都是很实际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低头流着眼泪伸手向别人讨钱直至凌晨三点钟。当我风尘仆仆、急匆匆地赶到妈妈的病床前，她已经认不出站在床头拼命呼唤“妈妈！妈妈”！的女儿了！我怎么都不能相信妈妈突然病到这个程度！任我千呼万唤她都不能再说一句话！我跪在妈妈的床头，抱着妈妈那已经被剃光的头泪如雨下，好像有一百只大手在撕扯着我的心。
第二部分无法忍住悲痛和泪水（图）
爸爸告诉我一小时之前妈妈偶尔还有清醒的时候，她还痴痴的，一动不动的望着那扇门！在前几天妈妈还清醒的时候，她一直都盼望见到我。当爸爸以及亲属抬着妈妈从那穷山沟来北京这个陌生城市时，他们举目无亲又焦急万分！虽然妈妈已经处在垂危状态，但因医院没有床位而被拒之门外，三天过去了，爸爸几乎要跪在医生的面前了，妈妈才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的过道住下（加床），我们全家老小八口人同时挤在离医院不远处的一个又脏又暗的私人旅馆里。院子里有一个炉子，我们每天就用这炉子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大锅饭。谁都吃不下，谁也不知道饿。北京的三月仍是那么寒冷，我冻得浑身发抖，就用医院打吊针的空瓶接点水用来取暖。妈妈被放在医院的走廊处就更惨了。我们每晚轮流陪着妈妈。
有一天傍晚，弟弟突然从医院跑回来拼命的敲门，“快！妈妈不行了！”一下子乱了锅，我们穿起衣服就往医院跑，我的心快跳出来，两腿发软，全身瑟瑟发抖，我甚至来楼梯都迈不上一步，我亲眼看见妈妈被一群医务人员匆匆地推进了手术室。医生告诉我们，手术的希望是很小的，而且费用很大，但是，即便希望很小，也要做最后的一点努力。我无力的蜷缩在楼梯口等候妈妈的消息，那气氛简直让人窒息！全家人就这样焦急痛苦的熬过了五个多小时，终于手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