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为了表示对工作人员意见的重视，周恩来在大字报下面，工整地写上“诚恳接受，要看实践”８个字。他其实根本没打算去履行。
３个月以后，他的侄子和侄女来看他，责备他说：“你的行动达不到同志们的要求。”“你应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否则你就不是‘造反派’的真正支持者。”但周恩来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此外，他还试图尽可能地减少红卫兵引起的混乱对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在就健康问题与他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的那几天里，他去外面出席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抗议苏联干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红卫兵把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包围了两个多星期，以报复苏联的行为。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的破裂迫在眉睫。周恩来主张节制，他表示不应有过火行动。当红卫兵不顾禁令，试图冲击苏联大使馆的院子时，他马上赶去用喇叭劝说他们不要这么干。两天以后，红卫兵解除了包围，一场严重的外交冲突才得以避免。几天后，周恩来在同造反派们谈到国防工业时说，“财政、外交、国防工业等部门的行政机关属于中央领导，不许在这些部门夺权”。
２月中旬，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革命和生产问题，谭震林当时已经差不多忍无可忍了。他在会上谈到自己如何为在文革中碰到的事而伤心痛哭。他终于忍不住而大发脾气，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连参加革命４０多年的老革命也让你们弄得妻离子散。”说完，他抓起他的外套和公文包就向大门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周恩来耐心地把他叫回来，但他发的这一通脾气使得别的领导人也公开地对毛主义者的做法进行谴责。
在这次会上，当周恩来问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是否看过党的理论月刊《红旗》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清样时（这篇文章号召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文章发表后，为红卫兵的暴力活动开了绿灯），陈伯达回答说没有看过。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周恩来厉声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陈伯达没有时间看这篇文章，他应该把文章转给别的领导人看，这样就可以避免下面各单位任意解释政策。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7章 文化大革命（4）
对周恩来来说，加强集中制与“发动群众”是息息相关的，不应该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１９６７年初，他在一次延续４０天的马拉松式的辩论会上斥责红卫兵要对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负责。他对他们说：“你们自己也不会容忍被下一代拖着在大街上走。”当周恩来看到这位部长被折磨致死的照片时，据说他似乎心凉了一半地惊呼：“这叫我怎么向党中央解释？这些同志都死得不明不白呀！”他还直率地说，在彭真市长的脖子上挂上写有他的罪状的牌子以此来嘲弄他是错误的。在谴责这种公开羞辱老干部的做法的时候，他是在含蓄地指责明显偏袒这种做法的林彪。
“五·一六兵团”继续用大字报攻击周恩来，但是３月中旬有人出来维护周恩来，把他称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支持毛泽东，保证了毛泽东的政策得以通过。他再一次（但这一次是当着陈伯达的面）对农民说，春耕比夺权或革命更重要。他又当着江青的面对红卫兵说，他们应该回学校去。
你们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立了大功。不管别人怎么批评红卫兵的过人行为，也不能抹煞红卫兵的丰功伟绩。……我们希望你们在复课的同时开展整风运动……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
４月份，周恩来试图调解敌对各派之间的冲突。他当时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十几个省的敌对派别之间的谈判没能达成任何协议，而另外７个省的敌对派别之间的谈判还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如果周恩来有野心的话，那么现在是他夺权的最好时机。被文革搞得心烦意乱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中的大多数人将乐于聚集在他的周围，努力重建国家的政治机构。但周恩来天生不愿意追求显赫的地位。因此，他仍呆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公开地做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联络员，从而保证毛主义者、军队及未被扫地出门的政府官员之间的最低限度的合作。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仍在继续出现。４月中旬召开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发出了一个特别指示：“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亲密的战友，你们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周恩来这时面临着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没有遇到的危险。换句话说，他的生命安全掌握在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年轻的激进分子手里。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8章 握手言和（1）
1 9 6 9 — 1 9 7 6
１９６８年２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和直属单位大会上讲话，强调“必须真正地解放大批干部”，依靠他们把工农业生产“推动起来”
１９６９年春，在中苏边界北端冰封的乌苏里江中一个叫珍宝岛的小岛上，中国士兵与具有优势的苏联军队之间进行的战斗使人们发现了中国的脆弱性。中国的邻居并没乘机利用中国这些年因红卫兵横行而造成的防务上的弱点，但周恩来和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必须恢复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渠道。这些渠道有时甚至被一些小事所堵塞。在珍宝岛危机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柯西金总理试图通过中苏之间的热线电话与周恩来联系，但他只是徒劳地发现中国的电话员拒绝替他转过去，因为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１９６９年秋，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云集河内，参加北越主席胡志明的葬礼，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得到了一个修复的机会。柯西金总理有意地在周恩来到达河内之前离开河内，但最后他又折回到北京。在北京机场的休息厅里，他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达４小时的会晤，就导致两国边界冲突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周恩来坚持要俄国人承认１９世纪中俄的“不平等”条约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但他又许诺说中国将不会要求收回根据这些条约被俄国人强占的土地。可按传统习惯线作为重新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同时，双方应该通过下面这些办法来保持边界现状，即各自把军队撤到一个双方同意的距离以外，并承担在这些实质性谈判进行期间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敌对宣传的义务。柯西金显然在口头上同意了所有这些建议。但当他回到莫斯科后，苏联的宣传机构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攻击。
同时，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了文化革命后政治上的人事安排问题。这是一次奇怪的大会。林彪在会上满面愁容，坐立不安，周恩来也露出一副不常见的生气的模样，只有毛泽东显然仍像以往一样挥洒自如。由他们组成的三驾马车显然是出了毛病。周恩来被大会选为秘书长，并在新选出的五人政治局里排列第三①，从而排在文革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和康生之上。修改后的党章把林彪指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周恩来对这一显然不合理的条例没有提出异议。据说他曾告诉他的追随者：“不要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让它通过吧”
周恩来仍与林彪和毛主义者保持联盟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中国进行重建工作，但与他们打交道无疑是件既艰难又乏味的苦差事。他的一个崇拜者后来这样写到：“他甚至能与魔鬼共事，并从中获胜。”
那年秋天，在中国被监禁了差不多两年的英国人——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释放，周恩来成了这次有意思的文化冲突的受害者。红卫兵扣押格雷并对他进行精神折磨一事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格雷终于获得了释放，欧洲人对他的获释普遍感到欣慰。在他获释后的一次外交宴会上，周恩来急切地走到英国代办身边用他那缓慢的英语对他说。
“好啦，格雷出来了，他自由了。”
“是的，”丹森回答说，“但他还没离开中国。”
“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继续呆在这里。”
“我可不敢肯定他是否愿意呆在这里。”
说到这里，周恩来走开了一会儿，但后来他又回来向丹森问到格雷是否也出席了这个宴会，丹森给了他一个否定的答复。在另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似乎是想为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在中国所受的苦作些补救，也许是要向他表示个人的歉意，或是给他提供一个单独会面的机会。
毛泽东开始把周恩来叫做“管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呼。有一个欧洲外交家曾经这样评论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深受人民喜爱的周恩来就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一开始受人尊敬、后来又让人害怕的毛泽东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周恩来这时开始不动声色地重新安置他的那些饱受红卫兵折磨的副部长们和其他高级官员。１９７０年夏，林彪和陈伯达因行动不慎而在毛泽东面前失宠，这使周恩来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周恩来这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差，但挫败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所带来的快乐使他忘掉了自己的身体病痛。一天早上，他去出席一个会议时突然晕倒在走廊上。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出席。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坚持说自己没事，叫了一辆车又赶去参加那个会。
不久，周恩来揭开了他外交生涯中最著名的一页。周恩来与柯西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