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帽子还跑得掉？
第三顶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来自小传中那一段所谓“叶为著名的漫画家和美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以及和“四条汉子”中的田汉、阳翰笙、夏衍关系密切，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三厅郭沫若的部下，当过漫画宣传队的队长，肯定是黑线人物。30年代江青在上海文艺界活动过一阵，严格说来，她应当也属于所谓“文艺黑线人物”。为了涂改这一段历史，卸掉自己头上这一顶黑帽子，她利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大权，把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活动人物一概打成黑线人物，装扮自己为反黑线英雄，把中央美术学院诬蔑为“黑色大染缸”，把美院党委书记陈沛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走资派。在陈沛的羽翼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重用，70％的教师关进了牛棚，“四条汉子”中的三条也被关进了监狱。
“四人帮”倒台以后，共产党的新领导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给冤假错案平了反，而叶浅予这个黑线人物，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摘掉三顶帽子，恢复了国画系主任的工作。1959年的那个“鉴定”和“小传”，夹在退还给我的抄家物资中，不知是故意还是失误，至今还弄不清。如果是从我的档案中抽出，有意发还给我，让档案和本人见面，那就说明人事工作有所改进，这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因为工作疏忽，无意之中将档案漏出，那就说明保密工作出了差错，我以为也是好事，而且比有意发还给本人还要好，好就好在暴露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任教三十六年》这篇文章是美院院刊《美术研究》的编者要我写的，因为1984年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我从国画系主任的职位退下来，院刊要我写一篇总结性文章，我理所当然应该写。岂知一动笔，便勾起了36年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江丰的反国画路线发了牢骚。那时江丰已经去世，院刊原来不打算发表我的文章，后来编者找我，希望有些措辞稍加改动，显得态度平静些。我表示可以接受，便动手在某些地方加以修改。
从“鉴定”和“小传”看，叶浅予是个有问题的人物，比如“和党的关系故做清高，尚有一定距离，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为人圆滑，不轻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风使舵”。“反右斗争后期表现较好，对右派斗争较积极”，这就是看风使舵的表现，因为这是斗争的“后期”，反右胜利形势已经明朗，再不表现一点积极性，那就难免要戴上落后分子帽子，多不光彩。又比如“对教学行政工作长期不安心，几次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想回到自由创作的地位中去，甚至想干脆打报告请求“离职”，可是又觉得“脱离革命岗位”太不光彩，于是又勉强当我的系主任，因而表现为“工作不负责”。
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斗争中美帝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类人，都有点个人的特长，并以之为职业，靠本事吃饭，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我属于拥有一定读者的职业画家，用革命的语言来说，就是指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文艺工作者。解放后之所以能被留用，甚至竟被误认为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专业人事工作人员的眼光看来，必然具有迷惑性、欺骗性、投机性。我那些从延安来的老相识，因为都是文艺队伍中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中，除马列主义标准，也还有文艺工作标准。进城以后，见到他们过去所熟悉的旧社会形态，也许能发生某种错觉，对留在大后方的同行，产生某种同情，把革命文艺事业看成整个中国人民所同当与共享的事业，带点人情味看待老朋友，因而能够以诚相见，不让老相识有自惭形秽之感。
1949年北平解放，我42岁，这一年是我进北平艺专的第三年，解放的浪潮冲击着旧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在抗日大后方的活动，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联系方面较广，加上与进城的革命队伍中人有旧关系，成了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吸收我参加了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并选举我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此外，还吸收我参加全国青年的代表会议，北平市人民代表会议。记得还曾被新成立的北平艺专工会推举为什么委员。总而言之，在这一年的许多会议中，凡挂得上号的，我都被挂上了。说实
话，我当时参加这么多活动，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谓“统战对象”，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在模模糊糊中，也还明白我的主要任务在美协，要做好秘书长的工作。
师道与世道我的政治鉴定（4）
美院拨出一间教室作为美协的总部，记得第一个任务是筹办《人民美术》的出版，该刊的主编者是王朝闻。王约美协的几个负责人写文章，我写了一篇，表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过程；江丰也写了一篇，介绍解放区的美术活动；徐悲鸿写了一篇介绍西方美术的文章，赞扬希腊罗马艺术传统，把它作为发展中国新艺术的借鉴。王朝闻拿了徐的文章和我商量，认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不合拍，解放不久发表这样的文章不很相宜，要我和徐商量，暂不发表。我身为秘书长，有责任协调革命派和学院派之间的矛盾，便拿了文章去见徐悲鸿。当时心里很嘀咕，万一徐有不满情绪，怎么办？幸而徐的态度很谦逊，认为应该尊重共产党的意见，把文章收回了。
1952年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举行了小规模的文艺整风，美协工作要作检查，秘书长只好硬起头皮向常务理事会作了言不由衷的书面检查。江丰、蔡若虹他们觉得我这个党外人士担当不了秘书长的重任，不久，接受我的推荐，由刚从华大学习期满的郁风接替了秘书长职务，使我摆脱了尴尬的处境。
在这36年中，教学之外，社会活动较多，自从摆脱了美协的具体工作，又陷入到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中去。
“小传”云：“解放前，北京美术作家协会为对抗北平美术会（张道藩操纵的反动组织）发表宣言时，叶拒绝参加，可见……政治上反动。”据我所知，北平美术会是国民党所利用的北平国画界反对徐悲鸿的一个组织，而北京美术作家协会正是徐悲鸿提倡国画创新的一个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北平艺专的教师。我初到北平时，正是北平美术会向徐进攻，而徐进行回击的时刻，我是徐的部下，当然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小传”说我故意拒绝参加北京美术作家协会的宣言，有点近乎荒唐。
说实话，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到1937年，我到过北平两次，结识了不少知名的画家，1947年到北平，仍和他们交往，得知他们正在反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言论，我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尽管自己在创作上也是革新派，可是对传统画派也很欣赏，不愿意公开卷到这场斗争中去，所以没有积极参加美术作家协会的活动。我以为不应该就此一事，便诬指我是站在国民党张道藩方面的反动派。
北平解放，共产党政权接管了北平艺专，艺专一分为二，音乐系分出去，自立为中央音乐学院；美术系和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原来的国画、油画、版画三个专业，合并为绘画系。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运动，在自己的学院是销声匿迹，其原因已在前文详述。总之，当时认为国画是封建糟粕，不能为革命服务，只能暂时靠边，原来的国画教师编为勾勒课的教研组，为普及美术的年画连环画服务。徐悲鸿本人，虽被尊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兼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的原国画革新主张，也暂时被冻结起来。中央美术学院以培养普及美术干部为中心任务。徐悲鸿交给我的国画专业最后一个班，不久毕了业。我除担任勾勒课教研组的组织者，每天在一个教室里和其他国画教师一道画人物写生，实行业务改造。
此时我还兼着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秘书长职务，有责任去联系处于失业状态的北平国画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首先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然后再谋求如何为革命服务的具体工作。由于我和其中几位知名的画家早有联系，美协的党内理事，就顺水推舟，交给我组织“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任务。以美院的国画教师为骨干，经过奔走联络，在东城租到一所院子作为活动中心，挂起研究会的牌子，向北京市挂了号，作为北京市文联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每月由市文联拨经费，吸收了几位积极分子担任研究会的具体工作，并且拨出一部分经费作为生活补助费，帮助穷画家解决生活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活动，选出了研究会的领导班子：齐白石为会长，于非、徐燕荪、溥雪斋、汪慎生、吴镜汀、陈半丁等著名画家为理事，王雪涛为秘书长。我在研究会也挂上了理事的名。
在和画家们的交往中，了解到部分画家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还持有成见。他们对我说，要不是共产党出来领导我们，我们对你也不买账。在他们心目中，我当然属于徐派，而且认为我本来是画漫画的，半路出家画国画，他们根本瞧不起我。
反右以后，研究会经过整顿，归北京市文化局直接领导，派赵枫川进会掌握行政，成为“北京中国画院”之外的一个群众组织。
在这以前，我作为美协的领导成员，兼管研究会的活动，遭到上述种种攻击。到反右前夕整风期间，我在美院国画系的整风小组会上，向党提了一条意见，说党把我放到北京国画界做群众工作，成了某些人的攻击对象，受了许多委屈，美协的党组织却袖手旁观，不加声
援，叫我寒心。提完这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