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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一职之后，他便“发表了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政部次长的张道藩同志为常务次长，又发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林同志为简任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派系色彩，公开承认：“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任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内的“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但是，为稳定教育界人士的不满，陈立夫又将政务次长、高等教育司长与总务司长交给完全和自己没有私人关系的人手上。事实证明，陈立夫这种手腕是高明的，至少把一部分教育人士担心“党化”的顾虑打消了，纷纷从彼岸觅舟渡津过来，与政府合作。在错综复杂的民国政治环境中，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根本就无立锥之地，二陈深谙其中的道理。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期间，河南的段剑岷竞选中委失败，心中郁闷，写了一首嘲讽政治的打油诗，云：“剑岷革命二十年，中委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愿你花好月长圆。”可见，陈家结党的事实，已在国民党内部人人皆知了。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陈果夫在国民党内部，给人印象一向严厉、自律，而陈立夫在这方面也不逊色于其兄。在待人处事方面，陈立夫非常注重所谓的言传身教，他在政府机关作领导职务的时候，经常教导部下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其他人的信任和尊敬。
陈立夫在教育部长任上的时候，他总是比别人先上班，比别人晚下班。早上八点开会，他七点四十五分就到了部里。部长到了之后，司长肯定也到了，司长一到，科长也跟着到了。这样一来，用不着签到，大家都能按时上班。陈立夫认为，签到不是有效的方法，如果一个人签到之后溜掉了，主管也不知道。
陈立夫认为，凡是做领导主管的，一定要“爱”下面的部属。陈立夫做官从来不摆官架子，所以，做过他部下的人，都和他感情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原则，要公私分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一定要一清二楚，每个人都喜欢钱财，但是不能慷他人之慨或者挪用公款。比如说捐款，人家捐三千，陈立夫也许只能捐一百。但是，这一百元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不像有些人捐款，他自己先垫出来，最后还是由公家出。陈立夫在晚年所兼任的会长、董事长等职务，都是挂名的，他并不兼拿薪俸。他说：“总统府资政的钱，已经够我用的了，我要那么多的钱干什么？！”
4。兄弟情深
1940年国民党政府偏安于重庆，陈果夫住在学田湾，额其居所曰“衡舍”，与陈立夫的居所“高庐”遥遥相对。平时，出来进去的贵客不少，都恭恭敬敬地称大陈为“果公”，称二陈为“立老”。掐指算算，陈果夫不过48岁，陈立夫不过40岁，这一“公”一“老”的称谓，显示出CC系对二人的尊敬，也体现出兄弟两人在CC王国的地位与两人苦心经营的作用。左起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1940年摄。
据圈内人士评述：他们兄弟之间，感情甚笃。据万峰青回忆，他们俩“遇事互相征询意见，其间大概阿兄多着重计划的策动，阿弟则着重在应付场面及纵横捭阖的工作上，后来阿兄患着严重的肺病，整天只能与药铛为伴，外面的一切，更只有仰仗兄弟了”。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兄弟两人非常明白自己所处的境况，倘若没有蒋介石这棵大树，所经营的CC王国便会瞬间毁灭，同样，没有兄弟间的紧密团结，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也很易被对手各个击破，因此，兄弟二人刚开始一起在党部做事时，就经常互相讨论有关党务的事宜，每当陈果夫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什么建议，一定先征询陈立夫的意见。尽管彼此有时意见不一致，但都能做到相互尊重。到了以后，每逢大事，兄弟两人只要有机会，便共同商量对策，一致对外，比如在西安事变中对张杨的态度，比如在重庆谈判中对中共的反应等等，都同进同出，将两人拧成一股绳。
当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过陈氏兄弟：一个腐败的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思想界。哥哥陈果夫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都要通过此人转交。
他弟弟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比他更加重要。陈立夫工作起来孜孜不倦，刻苦、廉洁。他的带有神秘色彩且气魄很大的、貌似富有哲理的文章，几乎没有人看得懂。尽管在美国人眼里，两兄弟都非常的神秘莫测，可自小，两兄弟其实都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大哥陈果夫从小便沉默寡语，但被蒋介石的前夫人陈洁如评价为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而弟弟陈立夫小时候便活泼好动，年轻时还养成了一个喜欢演讲的习惯。在政坛上经常以充满激情的演讲来发表自己的独特观点。
由于兄弟两人性格不同，两人在办事上也非常默契，双方分工明确，一个以精神德望凝聚组织，一个以追求实效发达组织；一个以沉静示其厚重，一个以干练显其迅捷，如此互助互补，把偌大的CC王国，经营得内外有序，日渐兴旺。
陈果夫、陈立夫这种兄弟情深的办事风格，还影响了他们的两位贤内助和家人。据《三C传》一书记载：陈勤士以及二陈的两位太太，都喜欢管管闲事。陈老太爷“只要人肯送礼”，不论是要官或求情，他提起笔来就“写上一封八行书”，寄于儿子。后来，二陈发现父亲的来信“太多”，介绍的人也杂，就渐渐冷了下来。相反，太太一门，仍然是条热线，“陈立夫之对孙禄卿”，“陈果夫之对朱明”大多是“言听计从”，因此“CC系上下，除了有所谓高庐路线外（直接找二陈），还有所谓内线捷径可走”。譬如，江西中正大学某校长有一个请拨经费的呈文送到陈立夫那里，渺无消息，于是托人走了“太太路线”，当时孙禄卿正在重庆璧山正则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信一收到，马上批了一行小字：“送立夫办。”陈立夫收到信，又在老婆的手批旁附上一行：“即送衡舍大哥一阅”，等陈果夫看过后，再批一笔，“果阅，交立弟核夺”，信重新转到陈立夫手里，“陈立夫并未实行核夺”，而是“送到璧山征求乃妻的意见”。
兄弟两人的情谊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之中。陈立夫兄弟三人即陈果夫、陈立夫和陈祖烈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分家。在老家吴兴时，陈立夫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也很和睦，“悌”道长存于手足之间。陈立夫对大嫂朱明非常尊敬，陈果夫和朱明夫妇没有生过孩子，为了使他们的香火绵延不绝，陈立夫将他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夫妇。陈果夫去世后，陈立夫也将嫂子朱明接来和自己一起住，一直伴随朱明离开人世。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陈立夫也以早年祖父对儿孙们讲的话告诉他自己的儿孙们：“财产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服务、互助、互爱啊！”现在陈立夫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他们学有所长，都能做到安居乐业。年幼的总会接受年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1
5。1四大家族之来由
国人对陈立夫最初的印象可能便是他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代表，四大家族在人们的心目之中是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那四大家族这一说法又缘于何处呢？从目前学术界研究来看，四大家族的说法来自于抗战胜利之后。１９４６年下半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国家资本的实质、结果以及与内战的关系。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陈翰笙在英文刊物《远东观察》上发表《独裁集团与中国内战》一文，指出政治的独裁依赖经济的独裁，国民党对国营事业的统治，只是将资本集中在少数高级官僚之手。并第一次将官僚资本划分为蒋、宋、孔、陈、政学系五大集团。几天之后，陈伯达的《中国的四大家族》一书出版，这本小册子用大量的事实、辛辣的笔调揭露了官僚资本的实质，并为其作了如下定义：“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他们在大地主大买办的经济基础上，利用政治的公开强制手段，一方面加速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官僚资本最集中的代表。陈著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个战斗性、宣传性很强的小册子。
１９４７年４月，王亚南发表《官僚资本的理论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官僚资本的形态、形成过程和社会条件、作用及后果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１９４７年７月，许涤新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吸收了陈著和王著的长处，从经济学的角度揭露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几种形态、活动方式及其反动本质。至此，“官僚资本”有了完整明确的概念，即官僚资本是一种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从资本的所有权来看，它分为国民党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从资本的来源看，它是依靠政权和政治特权掠夺和剥削人民而积聚的，四大家族掌握的垄断资本是官僚资本的主体。同年底，中国共产党正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