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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尽管有对伊斯兰世界的毫无理由的恐惧，西方世界看起来却几乎是故意朝着一条旨在激怒伊斯兰世界的道路前进。西方世界反对缅甸、秘鲁或者尼日利亚的集权政体，但容忍阿尔及利亚的集权政体。这种双重标准是有害的。波斯尼亚的集体仇杀制造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强大的欧洲国家在面对发生在他们眼前的种族屠杀时却无所作为。这揭掉了西方世界道德权威的伪装（这种伪装是西方在近代发挥良性作用留下的遗产）。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相信，一旦穆斯林的炮弹落在萨拉热窝或者斯雷布雷尼察的基督教徒身上时，西方世界会保持同样的沉默。
很少有西方人了解，他们的政府和领导人加剧了生活在伊斯兰和儒教文明下的20多亿人中的骚乱。令西方人心生恐惧的两个亚洲游牧民族形象———穆斯林和蒙古人（这两股力量确实在过去入侵过欧洲）仍储存在亨廷顿的记忆中，但亨廷顿假定另一种儒教和穆斯林反西方联盟的存在。事实上，美国出售军火给沙特阿拉伯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都只是机会主义的举动，并不建立在天然感情相通或文明联盟的基础上。所以暗示儒教和伊斯兰之间存在联合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模糊了这两种力量所构成的挑战之间截然不同的本质。伊斯兰世界要实现现代化还困难重重，直到那时它才有能力在西方世界制造不安，而东亚包括中国正准备和西方并驾齐驱，事实很简单，东亚和东南亚与西方相处得更和睦。
缺乏与伊斯兰主义或中国灵活相处的战略反映出了西方世界的一个致命伤，即它无法适应文明相对力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存在是亨廷顿在书中极力证明的。如果把他文章中的两个关键句子放在一起看，我们就能解释问题的本质。第一句话是：“从文明政治的角度看，那些曾经被西方殖民主义被动地卷入历史的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如今已经和西方一起参与推动和改变历史了。”第二句话是：“实际上，西方正在运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主导世界，以继续维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推行西方政治和经济上的价值观。”这两种心态的结合是灾难产生的原因。
简单的算术就能证明西方人的荒谬。西方世界有8亿人口，而非西方世界则拥有47亿人口。如果是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西方社会会接受15％的人为85％的人立法。但是在国际舞台上，西方人就想这么做。
悲惨的是，当第三世界能帮助西方彻底摆脱经济不景气时，西方却背弃了第三世界。1992年，发展中国家美元输出量的增加幅度比北美、欧盟和日本加在一起都要大。美国出口增长的2/3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世界不但没有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鼓动这种全球性的增长，反而打击了这种发展趋势，它试图构建而不是拆除壁垒。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试图为这种行为辩护，他在华盛顿直率地说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因为那些国家会利用他们的低成本迫使我们降低商品的售价。”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亚洲游牧民族 2
西方自身的过错
亨廷顿没能回答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既然其他文明已经与西方文明并存了几个世纪，为什么直到现在他们才构成对西方的挑战呢？一旦坦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最近在西方心态中形成的一种致命缺陷，即西方不能认识自己在核心价值体系和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缺点。缺乏这种认识自己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西方世界会欣然接受“世界将随着西方理想的胜利而终结”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提出的，即个人自由和民主将永远保证西方文明站在前列。
只有用狂妄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西方社会蔑视经济上的比重定律了。预算原则消失了，花费巨大的社会项目和政治分肥工程则在成倍增加，几乎不顾及成本。西方世界的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导致了其相对东亚的竞争力的下降。但政治家却诱骗工人相信尽管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在下降但他们仍能维持高工资，这腐蚀了工人的职业道德。领导人才也很缺乏。任何揭露残酷事实真相的政治家都会立刻被否决出局。美国人也坦率地承认，美国民主制内在的不合理性导致了很多经济问题。但尽管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这些财政上的蠢事感到迷惑不解，美国政治家和记者还是周游世界到处宣扬民主制的优点。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景象。
个人自由同样被神化了。很多好事来源于个人自由：奴隶制终结了，随后是普选权的确立。但是自由并不总是解决问题，它同样会引发问题。美利坚合众国曾经推行过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一步步摧毁那些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机构。但结果是灾难性的：从1960年起，美国人口增长了41％，但是暴力犯罪却增加了560％，未婚生育增加了419％，离婚率增加了300％，而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的人数则增加了300％。这是严重的社会堕落。很多国家看到发生在大洋彼岸的这种景象时不寒而栗。但是美国人并不因此感到羞愧，相反，它自信地越洋到别国宣扬无拘无束的个人自由的好处，而对显而易见的社会后果乐而不见。
西方世界仍然是人类文明成就的最大宝库。很多西方价值观代表了人类壮观的进步：对科学探索的信仰，对理性行动的追求以及对假设的挑战精神。但是一个认为它自己在实践这些价值观的社会可能会变得尤为盲目，因为它不能看到随着上面这些优秀思想而来的还有一些观念有可能是有害的。西方价值观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是好的，有些则是不好的。但是人们必须从西方思维中跳出来，才能看到西方世界是怎样自己走向相对衰落的。而亨廷顿对此也没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西方世界的停滞 1
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演讲/2000年6月
2000年夏天，英国广播公司全球电台和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邀请我在伦敦作英国广播公司当年度的四次全球演讲之一，我感到受宠若惊。英国广播公司世界电台拥有几百万全球听众，我希望我的演讲能被其中的大多数听到。所幸英国广播公司更聪明，他们想到了通过电台发表演讲效果不佳，因此把形式改为对我进行采访。采访的内容（讲稿）当时被公布在网站上，今天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再版。
这篇讲稿不仅标志着这一章这个部分的结束，也标志着我写作生涯中一个阶段的结束。它对起始于《西方和非西方》这篇文章的思考过程做了总结收尾，不仅证明了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是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角度写的，而且阐明了西方主导世界500年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篇序言中强调一个关键点，即为了给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赛场，我不得不很自然地对西方文明采用更严格的评判标准。因为目前赛场上的形势是：媒体、学术界和出版界都严重地向西方观念倾斜。但我从来都不是反西方主义者。事实上，正如我的一个西方朋友最近提醒我的那样，我的《西方和非西方》实际上褒奖了真正的西方优点，这些优点让西方社会能够达到新的高度。
因此这篇文章的结论可能会让那些认为我有反西方倾向的读者大吃一惊。西方主导可能会结束，但是西方文明在未来几个世纪里仍会继续保持活力。当然在保持活力的同时，它也会发生改变。西方世界必然会被改造，而且如我在最后一段中所说的那样，我在西方世界的朋友应该乐观地看待这种改变。
让我用两句阿拉伯谚语开头吧！一句说道：“谈论未来的人是在说谎，即使他说的是事实。”另一句说道：“一次后顾，两次前瞻。”这两句阿拉伯谚语准确地表达了我在这篇讲稿中面临的挑战。因为我要描述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而任何讨论未来的行动本质上都是冒险的。
我的观点很简单，即21世纪将与19世纪和20世纪完全不同。到20世纪末，世界的文明平衡将会回归到公元10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的某个状态。虽然我并不能确定这些变化会在什么时候清晰地显现，但是我希望它们会在未来25年中出现，这样我就有机会活着见证这些变化。但即使这些变化没有在下一个或下两个十年中出现，我仍然坚信这种巨大的转变会在21世纪完成。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的上述观点暗含一个前提，即西方世界在过去的两个或两个多世纪中扮演了绝对主导的角色。很多历史书谈到了这一点。其中一部经典之作就是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17 的《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另一个历史学家，J。M。 罗伯茨（J。M。 Roberts）在他的《西方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est） 中这样写道：
人们对“现代”历史进程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即“现代”历史首先被欧洲人主导，然后被后继的西方文明主导。说“主导”意味着两点。一点是指，西方人的行动彻底而永久性地改变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另一点是指，这种改变是单向的，基本上是其他文明吸收西方观点、目标和价值观的过程，而没有西方文明借鉴其他文明的过程。 18
因此大略地总结世界历史后，我们会发现，在过去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人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主角，而非西方人则扮演着被支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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