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大略地总结世界历史后，我们会发现，在过去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人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主角，而非西方人则扮演着被支配的角色。
因为主导世界长达两个世纪或者说两个多世纪，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编织起了层层的影响网络，这或多或少使得西方得以永享优势。奇特的是，大多数西方精英因为大部分时间超脱于这些影响而无法看到它们的存在，而那些生活在西方影响之下的人们则深刻地了解到它们。也许只有像我这样从受影响的底层走到超脱影响的阶层的人才能看到这幅画面的全貌。也正因为我的生活经历有这种过渡性，我才有胆量在这里大言不惭。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西方世界的停滞 2
一件小事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生活在层层影响下是什么样子。我开始上学是在46年前，那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有一次我问我的同学摩根，长大后想去哪里。他回答说：“当然是伦敦了。”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因为在伦敦，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这说明在当时的年轻人心中，伦敦是多么的强大。虽然英国殖民法规早已不存在了，但那仅仅代表一个层面的西方影响的消失，其他层次的影响还继续存在。
我想要引出的主要结论是，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我们将会看到我所说的西方的停滞。我使用“停滞”这个词特指两层含义，既指西方不再积极主动地影响世界，又指西方文明的影响会继续存在。
我说了文章的主题是西方的停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属于“西方衰落派”，我并没有预见到西方文明的衰退和灭亡。事实上，西方在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将扮演积极而充满活力的角色，而且它会在更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基础性文明的地位。但是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很有可能会终结。这个结果不好不坏。我之前多次讲过，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一直肩负着推动人类文明的主要责任。无论是导致大部分人生活质量巨大提高的那些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还是催生了“人人皆自由平等”的革命观点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新思想，都产生于西方社会。如果西方文明不曾把自己改造成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文明，那么人类今天的境况会很凄惨。但既然西方背负推动人类幸福的责任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了，那么也许是时候让它歇一歇了。
同时，我也想向生活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占世界总人口5/6的人们传递希望的信号。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他们两个世纪来的“乘客”生涯即将结束。在新世纪里，如果他们能好好吸取历史经验，他们终会有机会与西方一起“驾驭”历史的车轮。而且老实说，我选择这个题目正是想传递希望的信息。很多西方人不能体验和理解第三世界人们心中的二等公民感。其实第三世界的人们应该拥有自信，他们也能成为一等公民。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变从来都不是轻松或一帆风顺的，而是艰难和曲折的。为了反映变化过程中的困难，我准备借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辨证发展观，即用正论、反论到合论这样一个过程来阐述观点。我的正论就是，即使到今天，世界仍继续被西方掌控。我的反论讨论导致西方主导走向终结的力量。我的合论是有关于西方的停滞。我提到的那个仍在西方层层影响笼罩之下的世界就构成了我的正论，我的反论则会描述西方的层层影响怎样退出世界舞台，而我希望，我的合论能够展望西方影响退去后的那个世界。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正 论
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任何认为西方主导仍在继续的观点看起来都有违常理。联合国宪章的诞生使得所有民族国家都能够宣称享有主权平等，但这只在理论上成立。事实上，民族国家并不享受同样的权力，就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一样。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1世纪初的权力关系结构在很多方面还类似于19世纪。
但我还要对上述观点作一个简单的修正，即运用和行使权力的方式正发生深刻的转变。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发生在大约十年以前的阿富汗和柬埔寨被入侵事件以外，我们几乎看不到用武力粗暴入侵和占领邻国的行为了。但是实际的权力还可以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行使。如果人们透过表面看，就会发现19世纪以来权力关系结构没发生什么变化。
限于篇幅，我无法对世界权力关系做出百科全书般的全面描绘。但是一些例子可以帮助说明我的观点。我会先给出“硬权力”的例子，然后再给出“软权力”的例子（借用哈佛大学约瑟夫·奈首创的这种说法），以说明仍存在于世界上的不平等。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军事领域。19世纪，没有谁能挑战西方军事力量。今天也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是世界上惟一的最强大的军事组织。官方声明拥有核武器的五个国家中，有四个是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只有美国有能力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武力，没有一个非西方政权能做到这一点。虽然今天人们确实很少使用武力，但有必要时武力还是会被动用。贝尔格莱德和巴格达的市民就很清楚这一点。
在经济领域，人们同样可以证明经济权力结构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和西欧（现在加上东欧）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和19世纪时差不多。虽然很难获得精确的数据，但是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西方七国集团的七个大国（包括日本这个既属于亚洲又属于西方的政权）主宰着全球经济决策。大多数世界研究和开发计划仍然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开展，而这个组织本质上是一个西方俱乐部。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其他重要的多边经济机构，像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等，也都被西方国家控制。任何一个非西方公民，甚至包括日本人，都别想有可能担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领导。
当我们进入政治领域时，我们就从“硬权力”领域转向了“软权力”领域，部分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运用正变得越来越微妙。在19世纪的殖民主义时代，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不过是任棋手———欧洲国家驱使的棋盘上的兵卒。到了21世纪，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在名义上获得了平等。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名义上平等的价值，它让世界上很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得到提升。但到了决定如何配置世界资源时，我们就不应该再对“所有国家平等”抱有幻想了。就像19世纪那样，做出决定的只是少数几个国家。今天的核心国家包括华盛顿、柏林、巴黎、莫斯科和伦敦（东京和北京也开始进入这个行列），19世纪的名单应该也差不多。而决策由谁做出对实际资源的调度会产生很大影响。乌干达外交部长阿马马·马巴巴兹（Amama Mbabazi）的下面这番话生动地表现了这个事实：“在科索沃，你在那儿呆一分钟就要花几十亿；在东帝汶，你就在那儿呆着；而在非洲，到处都是借口。19 ”这番话准确地表达了不平等政治权力的后果。
当我谈及旧权力形式的延续时，我知道有些人会感到困惑。难道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就没发生过什么变化吗？当然不。世界变化了。但是我在这儿一反常理想要说明的是：虽然有过重要的变化，但是权力关系的内在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不管是在军事和经济这些“硬权力”领域，还是在文化和知识这些“软权力”领域。
比方说在信息和信息技术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关键领域中，那些控制信息流动的人决定了好几十亿广播听众、电台观众和英特网用户接受的信息内容。今天，所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信息输出机构，不管是美国有线新闻网还是英国广播公司，不管是《华尔街日报》还是《金融时报》，不管是《时代》杂志还是《经济学家》杂志，都是西方控制的。而且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决定了哪些新闻是重要的，值得全球传送，而哪些不值得，这造成了关键性的不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王妃过世了，那么几乎不会有新闻提及此事，但戴安娜王妃的过世却成了全球新闻，因为那些控制全球信息流动的人认为这是全球性的事件。需要强调的是，我对此不置可否，我只是试图客观地分析事实。
西方在其他很多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如大学、研究和开发机构、诺贝尔科学奖以及新技术的发明上。实际上，所有自然科学领域甚至社会科学领域的突破性工作都是西方完成的。同样，探讨哲学和人的价值观的那些著述也大多来自西方。因此，一个来自火星的访客在看到一个才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社会对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评头论足时会感到惊讶，我们却认为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道德评价没有什么奇怪。简而言之，我们理所当然地把权力关系的不平衡看做是一种正常的甚至是一贯的现象。而我在第二部分正要讨论的是：我们认为正常和一贯的现象正在发生改变。相反的一面正在浮现，世界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反 论 1
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个伟大发现便是“物质力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如果马克思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对我们正在见证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广度感到惊讶。他也一定会对这样一种通行观点感到迷惑，即迅速的经济变化并不导致世界政治、意识或文化景观的改变。当我把这篇文章的草稿拿给我的朋友们看时，他们质疑我对西方世界今天通行观点的论断，这种通行的观点认为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我需要引用两个例子来佐证我的论断。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