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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亚人意识到他们用于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所以他们的信心得到了更有力支持。世界各国用于使它们主要产品的数量加倍的时间正在不断缩短———英国用了58年（从1780年起），美国用了47年（从1839年起），日本用了33年（从1880年起）印度尼西亚17年，韩国11年，中国只用了10年。各国发展的原因虽然复杂，但都包括先进科技、理念和实践的广泛传播以及跨境资本的迅速流动。
许多东亚人渐渐意识到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社会做一些适当的基础工作，而这一点在欧洲社会却恰恰相反。许多欧洲思想家把他们社会中长期灌输的民主传统视为绝对正义，尤其是因为民主可以避免战争。然而民主体制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美国国家预算局最近做出一项预测，当年出生的每一个婴儿在现行体制下要缴纳的税款相当于他（她）一生收入的82％。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指出：“这项数据显然让人无法忍受。”但他接着说：“欧洲的政府支出实际上比美国还要多。”
欧洲的多项社会经济政策是根本无法维持的。自1977年以来，欧洲仅仅创造了900万个就业岗位，而同期的美国和加拿大却创造了3000万个。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新增的就业岗位大多属于私营产业，而欧洲更多的却属于公共部门。这样一来，欧洲的税收额不断增加，同时与工资相应的社会支出平均达到美国的两倍。
一些预言已经暗示：在未来的25年，欧洲人可支配收入将会每年递减1％。欧洲的儿童将会面临比父母收入更少的局面。与此相反，东亚人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股巨大的上升潮流之中。以实际购买力作为标准，亚洲各国25亿人口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致相当于欧美800万人口的一半。到2025年，亚洲的GDP将达到欧美总和的两倍。
100多年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随后，日本卷入了数十年无休止的纷争。在起初获得了对中国和俄国的胜利之后，日本随后也遭受了接连不断的灾难和耻辱。100年后，我们也许在想东亚国家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经济现代化导致了最终的军事冲突和无尽的灾难。
但是100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东亚国家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异。日本坚信只有跻身世界一流的大国俱乐部才能够成功的发展，所以它加入了殖民的行列。正如理查德·萨缪尔（Richard J。 Samuels）所言：“日本早期的工业化是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目的在于维护本国安全超越西方强国。”这种动力最终形成一句口号———“富国强兵”（福泽渝吉）。正如欧洲在以往的世纪里展示的那样，经济现代化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进一步军事征服的基石。
东亚地区今天的鲜活生命力和日本在19世纪末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东亚各国只想实现最根本的目标：它们不再试图成为欧洲俱乐部的一员，而是想在保证自身权利的同时获得成功。把人们的思想从社会、政治和哲学规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一场长期的战斗，这需要我们全神贯注的投入。一个东亚国家所做的最愚蠢的事莫过于逃避这个无法避免的挑战，转而从事传统的军事对抗行动，这无异于再一次从胜利之罐中寻找失败。
地缘战略环境比较：欧洲与东亚
通常情况下东亚舞台上的表演不会打动欧洲的思想家，他们只把战略眼光投到古老的战略对手以及军备竞赛上面。如前所述，传统观念告诉我们东亚所处的战略环境比不上欧洲那样优越。
通过观察“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上所起的作用，布赞和西格尔再一次强调了上述传统观点。他们说：“国际社会对政体制度有着特殊的观念。在国际社会中有着一整套的政治体制，各种国际组织和规则，这些机构的存在保证了各个国家能够进行有秩序的交流，能够建立磋商与合作机制，能够协调彼此关系，能够避免冲突升级为战争。在推动国际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亚洲虽然也包含几个工业化国家，但它的整体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甚至比不过非洲和中东地区。这一点是它的显著特点。”
然而，以上那些传统智慧却并不能解释一个基本事实：亚洲很少听到战争的枪响，欧洲大陆却被纷争包围。战火从阿尔及利亚蔓延到整个北非，然后烧到正在进行邪恶战争的波斯尼亚，最后在北方的高加索山脉达到高潮。地区冲突不断的格鲁吉亚、科索沃、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像一只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尽管整个亚太地区有着比欧洲更庞大的人口数目，但每天在欧洲版图内死于战乱的人数却比亚太地区多。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东亚浪潮 2
许多学者在比较东亚和欧洲的时候，总是强调一些高度发达的地区性组织，比如北约（NATO）、欧盟（EU）、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这些组织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为欧洲提供了的竞争优势，其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还曾经被视为亚太地区发展的榜样。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53个成员国中，以下各国都陷入了内部或外部的冲突：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更不用说危机四伏的马其顿和科索沃了。亚洲的和平安宁与欧洲的战火纷飞并非偶然的现象，其中原因在于，欧洲处理周边环境问题所用的手段从战略上看是无条理的，而亚洲在这一点上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措施。
欧洲采用的策略之中存在着以下几个缺陷。首先，欧洲人相信只要尽力保证欧洲内部的统一性就可以维持安全局面，哪怕外围的地区处于分裂的状态也无妨。欧洲试图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来强化全欧一体观念，以及通过把更多“相似”的国家招进欧盟来扩大统一范围的做法，在一个亚洲观察家看来，无异于一位正在起居室里摆放家具的家庭主妇，她并没有意识到，屋子外面有一股洪水正随着涨潮席卷而来。令人不解的是，欧洲正在努力建起一道隔绝四邻的围墙，企图把那些外来邻居们排斥在自己的繁荣发展之外。与此相反，亚洲的战略推动力却要把每个社会都吸引到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中来。这个过程从缅甸和越南开始，最终将会发展到朝鲜。
欧洲不可避免地要和邻近的三大势力打交道：俄国、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里，这三个地区动荡的局势迟早会渗透进入欧洲社会。如果说欧洲对俄国的政策还算勉强成功的话（许多问题还有待长期考验），那么它对非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可以说从根本上失败了。
欧洲曾允许那些在社会文化方面更具相似性的国家赶在土耳其之前进入欧盟，这种做法从长远眼光来看是一次战略失误。因为这等于给出了一个信号：欧洲和伊斯兰世界是断裂的，不管一个国家多么非宗教化，多么现代化，多么“欧洲化”，只要它属于伊斯兰世界，就不被允许进入“欧洲之家”。欧洲失去了一次机会，一次向世界证明一个伊斯兰国家也可以跨越文明，成为和欧洲各国相似的现代国家的机会。欧洲同时失去了另一次宝贵的机会，一次向世界证明它可以跨越自身的文明界限，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亚洲成功地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东盟地区论坛（ARF），这些组织都包含了多元文明。
当波斯尼亚面临种族灭绝的危机的时候，欧洲表现出了令人失望的被动，这种被动加剧了对伊斯兰世界的排斥力。伊斯兰世界（以及任何其他地区）都相信，如果居住在萨拉热窝或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基督徒遭到穆斯林炮弹的持续轰炸，那么欧洲决不会被动地坐视不管。欧洲一方面声讨缅甸倒退的民主，另一方面又对阿尔及利亚同样倒退的民主加以认可。愤世嫉俗的欧洲人对这类双重标准只是表现出轻微的蔑视，殊不知他们将会对这种疏远伊斯兰世界的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毕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是一支与欧洲长期共存的力量。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的道德领导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每当危机关头，人民总会被引向正义的一方，并能提供强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欧洲领导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德国总理科尔在本年度声称：“在北非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欧洲主要的威胁。”同时法国首相巴拉迪尔也把在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革命看做是本国的头号威胁 32 。
欧洲策略中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一个假定，即：世界上除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的近邻，都将信奉他们的社会思想———历史的自然进程必将把所有的国家引上通往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欧洲人看到俄国总统戈尔巴乔夫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这个假定被事实证明了。后来苏联解体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欧洲人欢呼“历史的终结”，他们认为只要在全球普遍应用西方的观念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这种欧洲观念至上的深刻信仰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弱点，它使欧洲变得盲目。每一个社会和文明都有它自身的有效性，欧洲甚至连这样最简单的道理都无法接受。《经济学家》上一篇题为“伊斯兰和西方”的文章证明了这种盲目性。文章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