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问赵先生，在投资前是否做过一番调查和预测，所投资的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看好，或大有利润可图。他说对此毫无把握，并没在这方面仔细分析推敲过。
“一个跨国公司的顾问，整日价为别人的公司经营战略策划运筹，而对自己企业的前途却不加思索？”“哦，告诉你一个我的‘私念’，我对中国的乡镇企业很感兴趣，关注了很久，但一直是隔岸看花。此番是想深入进去，了解操作的全部过程，问题、缺陷、难点、特色……企业生存、发展了，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若因某些不适应和事务而式微，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您对您的产业的市场和前景并不十分清楚，对生产的产品有不内行，那您是如何对您的企业进行管理的呢？”
“我对经营基本不插手，不加干涉。西方时下流行一中理论我颇欣赏，叫做‘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既然不懂得电器和数控机床，就应绝对地信任内行。因此我提出了‘三信原则’，即信心、信任、信用：第一、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第二、对企业经营者绝对信任；第三、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必守信用。”
如此一放手，赵先生便悠哉游哉了。实际上，他还是更关注一些宏观的大问题。他是江泽民、朱镕基、万里、丁关根等许多中国领导人的座上客，经常把自己观察到的、思考到的与中国命运声望相关的问题，向他们传递诉说。
一次，赵浩生得到一部语音版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新著，他听了听，觉得这些西方的新见解，对中国经济发展不无参考价值，来中国时便带在身上。刚到中国，恰巧赶上一个国宴，朱镕基也在座。以往每逢这种场合，只要他们发现了对方，总会在祝酒时互致问候，赵浩生便径直向朱镕基的座位走去。
朱镕基也看到了赵浩生，他对赵浩生说：“我已经看见你了，想给你写个条，还没来得及。”接着，他对坐在身边的委员长乔石介绍说：“这位是赵浩生先生。”
乔石一面和赵浩生握手，一面说：“我早就拜读过您的文章，可一直没机会认识您。”“我也一直盼望有机会拜访您，今日很荣幸。”
赵浩生随后掏出了那部新著，概要地介绍了几句，递给了朱镕基。朱镕基说：“我已经听说过这种语音版的书，可还没有见到过，谢谢你这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好的礼物。”
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恐怕不能总是尼克松、基辛格/我要把你的这个意思补充到文章里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中关系一波三折，这使得70年代就促成“耶鲁大学教授代表团”访华、发以各种方式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先轫的赵浩生分外焦虑。
他有感于美国媒体对中国铺天盖地的歪曲报道，而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故每在来华期间，便竭尽所思，先后写了《如何向美国新闻媒体做工作》、《说“游说”》诸文，介绍了西方媒体的权威中心、旨趣倾向、运作方式，游说在现代政治中的意义作用、成功的实例……这几年，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以求美中关系尽早踅出低谷。
1994年孟春，我们见面闲谈时，我把话题引到了40年代，想听他讲讲在重庆当记者的旧事，他与当时中共新闻工作者的交往。谁知没说上几句，他突然感叹起来：“中共刚刚进入延安的时候，人不过数千，困厄重重，但宣传工作却做得那么出色。到处都能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和那总能唤起民心共鸣的主张。”
“那时中共的领袖群里，不乏挥洒千言，倚马可待的才子，有一批优秀的宣传家。更难能的是，他们神差般地使社会传媒发出同情中共的声音，吸引国外一些大牌记者前往中共根据地采访，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报道。”我的思绪顺着他的话头延展。
“今天的中共远比延安时期强大，国家的进步和昌盛也是不争的事实，可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赵先生原意并不在追溯，而在对比。我当时对他突发这一番感叹，并未做更多的深思。
1995初春，赵浩生先生约我齐聚在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先生家中。他和柴大使从他们在美国相识的往事，在驻美大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盛大招待会上的匆匆重逢谈着谈着，就将话题转到了改善美中关系上来了。
赵浩生说：“柴大使在美多年，在美国各界都结识了一些朋友；继您之后的章文晋大使，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你们应该动员这些老朋友为美中关系的改善多做些工作。”
“我从外交部退下来后，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我和几位老人发起组织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尽些力。不久前，美国国会议员、前旧金山市市长来华访问，我还和她谈了转圜美中关系之事。她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她的前任遇刺身亡，她于匆忙中就职，我是第一个同她会面、致哀、道贺的外国使节。”致癌
“这位女士我知道，她对中国非常友好，她访华返美后，在演说中客观地叙述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澄清一些在美国流传的谬说十分有益，只是美国会中这样的人太少了。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结交一些这样的朋友，特别是要注意结交一些新的、有影响的朋友，不能老是基辛格。中、美以及世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美对抗，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不利。像柴先生这样的资深外交家，在扭转这不利势头中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我很愿意与您共同为之努力。”赵先生滔滔不绝，直到他要赴另外一个约会而不得不离开柴府。
这一年秋季，他把世界上每生产6吨纸浆就有其1吨的世界纸浆大王兰迪戈，邀请到了中国的辽宁省，与当地合资兴建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从辽宁一回京，他便匆匆约我到他下榻的饭店，将他刚刚写就的、准备呈中共领导人的《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一文，给我过目。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5）
在我看文章的时候，赵先生忍不住说道：“在美国，我每天早晨从广播、电视、报纸上听到看到的，只要是涉及中国，就是人权问题、贸易倾销问题、出售武器和核扩散问题、西藏问题、产权侵害问题等等，一片指责之声。听到看到这些与实情不符的报道铺天盖地，我心里那个着急呀！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不排除美国有关方面对来自中国的正面报道的‘封杀’，但全力以赴地设法打开更多的、非官方的渠道，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以扭转视听并非不可能。不然，中国政府涵养总是那么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外国大众就会以为报道的是事实，你在默认。”
《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一文，对台湾何以使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和媒体为其张目，列举了其“公关”的情况并加以剖析；并就中国如何对美“公关”，对象和方法，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
读着这篇文字，可以感到赵先生那爱国之情的灼热。显然，他对此已思忖良久，洋洋数千言条理清晰，怪不得一年半前他突然感叹起中共的宣传工作。
“由您做这番进言是太合适了。”我的情绪也被赵先生的文章调动起来：“从人类古往今来的历史看，除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尖锐冲突外，民族、国度之间的双向误解，也是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伟大的民族，这两大民族若由误解导致仇视，将是世界的悲哀。最近大陆畅销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我以为中国政府对‘说不’历来掌握得很有分寸；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和平与沟通，使相互说不变成历史。”
“你这个民族、国度之间的双向误解，是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的说法，太精彩了，我要把你的这个意思补充到文章里去。”
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半个世界来一次次从受控地区降下国旗，免不了精神上的失落难堪/被强迫说英语的强烈刺激
当历史的时针从1995向1996、1997跃动之际，全世界的眼睛都转向了东方，它们都在关注、等待着无疑是本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来临的那一刻。这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英国治下有150年左右历史的香港回归中国，时时牵挂着祖国的赵先生，自然更不可能在此刻袖手壁上。
香港回归的路程并不顺畅，自1989年秋后，英伦称盛的迷雾更频频飘来，记得是1992年我即请赵先生对此稍加评议。赵先生说“香港的问题，九九归一，还是经济。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
“然而”，赵先生话头一转：“有意思的是，解决问题的玄机，依旧是经济。近几年亚太经济为世界看好，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又列亚太前沿，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经济就是这样互为因果，只有向哪里投入，才能向哪里赚取。正因为如此，美国虽总有人发出制裁中国的不谐之音，但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取向，却没有动摇。谁要是一想到中国那无比广阔的市场，投资后的可观前景，谁就不可能长久地坚守敌视中国的政策。”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半个世界来一次次从受控地区降下国旗，免不了精神上的失落难堪。但是殖民的历史，终归是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了。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在退出受控地区前，蓄意挑起纠纷、制造麻烦，只会遗患于该地区，却绝不可能给企图混水摸鱼的纠纷和麻烦的制造者，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