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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朴次茅斯的学习和训练，对大多数学员来说，充满了新鲜感。现代化海军的崭新面貌，神奇奥妙的各种仪表机械，逼真形象的声像模拟教学，英国教官接人待物的开放随和……
然而，学员们感触最深的，还是与当时中国国情有着极大差异的英国社会。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繁华的商业贸易，以及用中国的法理、价值观无法解释的政治制度、社会观念。那时正值英国工党执政，新闻媒体不断变换的热点是，要不要取消皇室，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制；英国少女爱上了战俘营里的德国战俘，法理民情能否让他们终成眷属……在军港内，为了体现“劳工第一”，每逢下班，军政人员和白领阶层须站立一旁，等工人先行退离。
耳闻目睹的一切，在学员们的脑海中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射，有人更盼望自己的祖国早日拥有现代化的海军，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有的人则发现中国现行的制度有缺陷，应当借鉴英国的民主；有的人隐隐演绎出工业发达与否，与国家贫弱的内在联系；但也有人沉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纸醉金迷，流连于酒吧、红灯区，放浪形骸。
新鲜的风情环境，自然也会引发年仅１７岁的毕重远的好奇思索，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身负的使命：团结教育周围的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同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以前，都是上级党组织发出指令，自己殚精竭虑去实现组织的意图；而如今则单枪匹马，从何处着手展开活动，凝集力量，全靠自己见机行事运筹谋划。严峻的现实，迫使这个年仅１７岁的青年，迅速沉稳和老练起来。他没有黯然地潜伏着，而是主动地寻觅着展开活动的机会和方式。
业余军乐队的第一小号／“国旗受辱事件”／
被罚“摆地摊”的打抱不平者／“辩论爱好者”与《静静的顿河》
机会来了，英国方面提出要“荣誉”号上的中国学员组建一支军乐队，凡具有一定音乐素养或爱好铜管乐的学员，均可报名。而毕重远在南京模范男中时，就组建过一个青年军乐队，并利用乐队队长的身份从事学生运动。
他是个出色的小号手，娴熟的演奏，使他赢得“荣誉”号军乐队负责人一位英国海军少校的赏识，被视为军乐队的骨干。他随即将老同学和好友程伯敏、陈世宗等都拉进乐队，利用这个组织，观察和接近有爱国进步倾向的人，巧妙地展开工作。很快乐队中的另一小号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名叫陈鸿源的小号手，身材魁梧，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他性格豪爽，为人正直，见义勇为，常常凭借身高力大，懂一点拳术，替受英国水兵欺侮的中国学员打抱不平，也因此对外国的拳击发生兴趣，有暇爱去观摩拳击比赛。
当一年一度的英国海军拳击冠军赛开场后，陈鸿源前往观看，走入场内，发现场内悬挂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却没有中国国旗。不管怎么说，惨淡的中国也是二战后的“世界四强”之一呀！为什么没挂中国国旗呢﹖纳罕之间，他突然看到，英国裁判的脚，正踏着一面被揉皱的中国国旗。义愤填膺的陈鸿源，一下冲到裁判席前，质问那裁判为什么侮辱中国国旗，并要他把国旗拣起来叠好。中国水兵的凛然正气，使乱哄哄的拳击场一片寂静，那位裁判让一位英国水兵将中国国旗拣起叠好，陈鸿源一边大声向英国海军当局提出抗议，一面持旗昂首走出拳击场。
陈鸿源回到“荣誉”号，把“国旗受辱”之事告诉了毕重远。毕重远感到：可以借题发挥，策动一场抗议活动。一方面，让更多的学员认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可使团结的对象一目了然。他对陈鸿源的举动表示坚决支持，并提议发动广大学员参与抗议，要陈鸿源到各舱室联络，自己则在军乐队进行鼓动。
“国旗受辱”引起了广大中国学员的义愤，加之毕重远等的暗中活动，很快酿成一场“罢工，罢课，拒绝接舰，要求回国”风潮。国府驻英使馆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不得不出面向英国当局交涉，提出抗议。英国政府也不愿因此而引发什么事端，责成其海军负责人上舰，向全体中国学员赔礼道歉，风潮遂告平息。
初次斗争的胜利，使毕重远欢欣鼓舞；同时发现了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同军乐队中的陈鸿源、孙国桢、燕文彬等人关系也更趋密切。他审慎的目光，在更广的范围扫视，细心地捕捉学员们在游移、苦闷、彷徨、憧憬中透露的每一缕信息。
在一次实习中，几个英国军士，对黄皮肤的中国学员傲慢无理。一个带点山东腔的学员挺身而出，打了一个优越感十足的英国海军中士。他的打抱不平，换来的是依英国海军军规，罚苦役，冲甲板、刷厕所、除铁锈、涂油漆、“摆地摊”。“摆地摊”是中国学员给一种特殊惩罚起的名称，处罚的方式是将四季的被服在甲板上摊开，叠好，再摊开，再叠好，无休止地被折腾。可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并未因此而改变，苦役刚结束，他又把为虎作伥的军纪士揍了一顿。这倔强刚直的山东青年，给毕重远留下颇深的印象，他叫于家欣。不久，在他的床头，经常出现伦敦出版的中文进步报纸《民主阵线报》。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2）
又过了些时日，一位有“辩论爱好者”之称的学员，也引起毕重远的注意。英国式的民主，以及“劳工第一”的现象，使“辩论爱好者”眭世达由新奇而赞赏，进而萌发了强烈的探索欲，时常就这些问题与人争辩不休。
一姓陈的“青年军联谊社”成员，对他大加攻讦，说“英国人可以讲民主，而中国人愚昧无知，不能讲民主，只能讲独裁，只能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眭世达激烈地反驳，称之为“独裁制度的拥护者”，并批评抗战胜利后国府的腐败弊政。陈某勃然大怒，一顶大红帽子扣过来，说他是共产党。
不料这一顶帽子，反倒引发了他对共产党的关注，对国内时局的忧虑。他淡化了对争辩的热衷，转而在沉寂中苦读。毕重远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悄悄地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母亲》、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等书借给他看。共产党人的形象、追求，渐渐植入“辩论爱好者”的脑海。
曼彻斯特奇遇“天涯知音”／
“毛泽东同志将成为你们国家的总理”／
龚先生已经结婚……／给鲁平的信相继被退了回来
在朴次茅斯的学习训练正式开始后，毕重远随即按预先的约定，同国内地下党联系人吕朝林、李恭亮进行了联系。他急切地希望能及时得到组织的指示，了解国内形势的状况。但重洋远隔，党不可能对毕重远的行动做出具体部署，也很难向他详细介绍形势的进展。这是令远离组织和祖国的毕重远，偶尔流露不安和焦渴的唯一原因。
１９４７年复活节来临之际，舰上组织部分学员到英国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参观访问。年轻的毕重远为了了解英国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便抓时机与工厂的普通工人接触，并同一位叫奥尔弗雷德？耶茨的司机交上了朋友。
奥尔弗雷德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典型的蓝领阶层。他个头不高，但目光深邃，握着他那勤于劳作的手，便会感到一种力量。他对中国的水兵分外热情，对有关中国的事情饶有兴味，能讲一两句汉语，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不停地询问着，毕重远用不甚流利的英语和他交谈。几经过往，他们因观点接近，都朦胧地感到一种相互吸引的磁力。
当时，国民党刚刚占领了延安，英国报纸均对此加以渲染，可毕重远和奥尔弗雷德都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于是，他们更多地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关系更融洽，信任感也一天天增加。天涯有“知音”，奥尔弗雷德兴奋地向毕重远出示了英国共产党党证。在异国竟能遇到信仰相同的“战友”，毕重远亦激动得难以自持。可组织上有纪律约束，使毕重远久久抹不去对异国同志隐瞒真实身份的歉意。
然而，有了这样的“知音”，他终于有了个倾诉心声的对象，这对身在异国独立活动的年轻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珍贵和需要的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奥尔弗雷德是否真的受了毕重远的“蒙蔽”，从他自此有意识地将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送给毕重远阅读，并特别勾出有关中国时局的报道看，似乎对毕重远的与众不同是有所察觉的。
当毕重远离开曼彻斯特时，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难以割舍的友谊，他们开始通信联系。这种友谊因毕重远归国后即陷于战事和策动起义中断，但在数十年后，当毕家老友的女儿到英国留学，她拿着毕重远提供的地址，在曼彻斯特找到奥尔弗雷德一家时，奥尔弗雷德说他之所以守着破陋的旧宅不去，就是因为他总是在冥冥中感到，他那年轻的中国朋友会到这里来找他。熟悉毕重远同英国共产党员那段友谊佳话的战友、朋友们，闻知这中断了４０余年的友谊能够重新续起时，无不称之为“天意”。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曼彻斯特至朴次茅斯的信件中，时常夹有《工人日报》关于中国时局、中共领导的军队取得胜利消息的剪报，这是抚平毕重远因不能及时了解国内和党的情况而不安焦渴的最佳良药，特别是当他与国内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时刻。
１９４８年初，毕重远接到一封寄自南京中华路杨庆和银楼，署名Ｌｕｐｉｎｇ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