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邮政室迁至此。
从军舰上各个关键部位均需有人，从保障起义成功出发，毕重远认为轮机部门很重要，而且应有较多人参与。在王元方、刘懋忠两人同意参加起义后，他觉得还应设法将轮机兵张启钰吸收进来。他比毕重远等人年长十来岁，人称张大哥，颇有人缘，时常公开发泄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毕重远主动接近他，先是以“我的老家在天津，已经为中共解放”试探，继而透露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问他敢不敢参与。当张启钰表示不怕牺牲，愿意参加起义后，毕重远告诉他自己正在筹划起义，参与者要严守纪律，不可再公开发牢骚。
张启钰利用“大哥”威信，又发展了一些水兵。这样一来，轮机、枪帆、通讯、雷达、航海等主要部门，均有人员参与起义。毕重远将这些人召集起来，组成２７人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形成起义骨干力量。
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中的毕重远，并不知道在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亦通过其他渠道，围绕“重庆”号策反，使之不能为国民党进行内战所用，展开了种种活动。
在“重庆”号上，有一位轮机技工，名叫张兴昌，他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１９４８年夏季打入“重庆”号的。这年底，“重庆”号在东北参与内战返回上海后，张兴昌将舰上水兵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向中共有关方面做了汇报。他得到的指示是：“深入了解，做好群众工作。”但身为普通技工，在策反舰上官兵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启发能够接触到的水兵的觉悟。
“重庆”号雷达少尉莫传香、枪炮少尉曾福祥、轮机少尉蒋树德等，亦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政经济举措失当心生愤懑，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在与同时赴英的军官王淇闲聊发牢骚时，流露了投奔中共、夺取军舰的想法，恰巧被王淇的弟弟、中共党员王毅刚听到，随即向中共南京市委进行汇报。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解放战争的进展，指示下属各级组织配合南京、上海的解放，积极开展统战和在国民党军中策反起义活动。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可以利用“重庆”号下层军官的反蒋情绪，策动起义。书记陈修良亲赴上海，与王淇等人接触摸底。
王淇等人提出要中共提供经费，购买房子和武器，以便集合议事和武装起义。陈修良认为如此容易暴露，未曾同意。后为了便于联络，中共南京市委将此线移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副主任王锡珍与王淇等人接触时，莫传香、曾福祥已调离“重庆”号，只剩王继挺、蒋树德等人。他们强调“起义条件非常成熟，要中共派几个干部上舰领导，提供手枪１０支，美金１００００余元”。
几经过往，王锡珍感到王淇等人“生活浪漫，政治上无什么认识，他们的动机是对国民党腐败的统治不满，待遇太低生活苦，投向共产党带有浓厚的投机性”。她对王淇等人指出，他们的要求中共是难于满足的，但仍可保持联系。王淇同王锡珍商定了再次接头的时间，然而王锡珍如约接头时，王淇却爽约未到，结果这条线断了。
中共地下党还了解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并与国民党海军当局有一定的矛盾，遂通过某些渠道，设法和他搭上话，小心翼翼地试探有无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可能。
由此可见，包括毕重远在内，为使“重庆”号脱离国民党，起码使之不能用于内战，中共起码有四路人员在暗中运作。但因为这四路人员分属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均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所以他们互不相知，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夺取武器是关键，打入司令走廊／
有左轮枪和冲锋枪，不知有没有子弹／
最初的方案：在航行中起义
在庞大的现代化军舰上实施起义，控制住舰上的主要部位，制服可能遇到的反抗，应付难以预料的种种不测，关键是要掌握舰上的全部轻武器。毕重远曾以后甲板清洁班长的身份，进行过查看，得知全舰的轻武器，都锁在司令走廊的橱柜内和枪架上。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7）
司令走廊，是军舰停泊时的指挥中心，舰长、副舰长和军需长等舰上的首脑人物，都集中住在司令走廊周围。正因为这是个要害部位，所以昼夜２４小时，有官兵５人轮班值勤。副长、协长或枪炮长，不时来督促检查，非值更人员，一般严禁靠近此处。
如何获得这批武器，以保障起义的成功呢﹖毕重远思索再三：强行夺取，司令走廊警戒严密，不易攻入。而且舰橱中虽有枪支，可有没有弹药却不清楚，如果没有弹药，则枪支无异于烧火棍，强行夺枪的行动只会贻误战机。因此最可靠的方式是智取，设法打入司令走廊，担任舰橱的值更人员，先摸清情况，在起义时不惊动任何人，就掌握武器。
当这一认识形成，毕重远便开始在值更的水兵中物色争取对象，但经反复观察思考后，决定放弃这种做法。因为摸清和掌握武器关系重大，稍有不慎，将使起义功败垂成，必须慎之又慎，只能由自己亲自操作。
司令走廊的值更人员，必须是舱面的枪炮兵或帆缆兵，毕重远恰好符合条件。由于士兵出走，轮值的人员少，轮值间隔的周期很短，司令走廊值更责任重，要求严，很辛苦，有些值更的水兵希望卸掉这份差使，这给打入司令走廊提供了机会。
果然，担任司令走廊舰橱值更的吴德周，听好友毕重远说愿替换他，十分高兴。毕重远担心自己主动要求值更会引起怀疑，就鼓动由吴德周提议调换，恰好负责安排值更的副舰长办公室军士长汤博文，与毕重远的关系也相当不错，随即同意他俩调换。
毕重远在值更的第一个夜晚，就弄清了搁置枪弹柜橱的钥匙放在何处。他首先打开了搁枪的柜橱，经清点确知有３０多支左轮手枪、１２支冲锋枪，足够起义时用了。几天后，他又打开了子弹柜，看见里面装满了子弹时，他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舰上武器的情况摸清后，传来军舰将前往青岛执行任务的风声。毕重远认为：如果军舰果真开赴青岛的话，对发动起义是十分有利的。在航行中起义，一切启动舰只等事项全都免了，而且军舰航行时，在司令走廊值更的５名官兵，只有一人留守，其余的人都随舰长上舰桥。只要毕重远能争取留守，就可轻而易举地使起义者获取武器。起义的时间预定在夜间航行到胶州湾成山头一带时，用武力控制住舰桥，迫使舰长不转向青岛而直驶烟台，顺利的话，拂晓之际军舰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到达解放区。
“重庆”号去向突变，航行中起义计划难以实施／
杨际和说：“你们一定要在停泊中起义，我就不干了”／
赴江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２月１７日，“重庆”号起锚，驶向吴淞口，“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骨干见此，不禁心间暗暗喜悦：刚刚谋划好起义，军舰就起航了，真是天遂人愿。谁知，军舰才驶出黄浦江口，便抛锚待命。
不久，即有消息说去青岛拖浮动船坞的任务，已由“峨眉山”号登陆舰执行。对“重庆”号的去向，众说纷纭。有说将开往台湾，运送银元；有说将前往江阴，阻击“共军”渡江。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毕重远他们原定的计划。如果军舰开往台湾，还可见机实施航行中起义；但若军舰驶入江阴，承担阻止解放军渡江任务的话，麻烦就大了。江阴一带江面狭窄，军舰掉头困难，且完全暴露在江阴国民党军炮台炮火射程内，起义将冒舰毁人亡威胁，失去起义原有的影响和意义。
毕重远同几位起义骨干商议，为了避免驶入江阴，使起义流产或失败，应根据新的客观情况，变原定的航行中起义为停泊中起义。但停泊中的起义，要比航行中起义难度大得多。军舰的起锚、启动和准确使用电罗经、航海图，最短也需４—６小时，这期间一旦出什么纰漏，就会受到周边国民党军其他舰只和空军的围攻，而“重庆”号只能束手待毙。
尽管有如此风险，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宁愿冒险停泊起义，也不愿驶入长江内坐失起义机会。毕重远见几位骨干有决心，遂在２８１雷达室召开有更多人参加的会议，提出在吴淞口实施停泊起义，趁夜深人静，突然暴动，把军舰开到解放区。
由于停泊起义风险很大，同时谈论的不再是起不起义，而是立即实施起义，将愿望转为行动，有些人思想准备不足，难以适应，与会者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感到势单力薄。
正在争执中，刚刚发展的成员杨际和来到２８１雷达室，见聚集了很多人，埋怨道：“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开会，不要脑袋了﹖”他得知要在停泊中起义，认为太危险，拼命反对，也不愿听任何解释，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搞停泊起义，我就不干了！”说罢气冲冲离开会场。结果此次会议没能就起义细节进行讨论，便不欢而散。
杨际和的行为，使毕重远感到越是临近起义越要谨慎从事。为防止出现意外，他立即通知发展杨际和的人，对杨佯称“多数人不愿停泊起义，已经散伙不干了”。
就在这之后，雷达室的于家欣探知舰上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去江阴的航行图也已准备出来了。紧接着，满载的驳船相继靠上军舰，把弹药、油料、给养、淡水补充得十分充足。赴江阴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而且迫在眉睫，起义行动，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