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于家欣将上甲板的３名哨兵，哄到２８１雷达室，他们随即被陈鸿源、眭世达等缴了械。接着，毕重远又将３名值更人员哄进雷达室。这些士兵深明大义，没有反抗就交出武器，并表示支持起义行动。
此时，值更的军官不知躲到何处睡觉去了，为了防止他突然出现，妨碍行动，毕重远派两人把住通往司令走廊的通道，然后打开司令走廊的枪柜和枪架，并让于家欣迅速通知２８１雷达室的人员，领取枪支弹药。
武装起来的起义者们，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头执行各自的任务。陈鸿源等直奔见习舰长卢东阁的寝室。这个卢东阁是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把兄弟，原是海军督战处处长，桂永清把他安插到“重庆”号上，是准备让他取代现任舰长邓兆祥的。他平日十分骄横，当陈鸿源敲他门时，还厉声问有什么事。陈鸿源说：“海总来了紧急电报，邓舰长请你。”可他开门后看见的，却是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此刻，他全没了平日的骄横，老老实实地被押到舰尾的盥洗室。
毕重远在分发完武器后，就充当着联络员的角色，前后奔波，督促协调整个起义行动。他来到前甲板准尉住舱，见这个原定由３人把守的位置，只有眭世达一人隐蔽在暗处监视着。眭世达告诉他，另外两人未到位，且舰腹控制点也无人，可能有人在２８１雷达室没出来。
当雷达室的门被打开后，毕重远发现果然有６名“解委会”成员，因行动迟疑，被锁在了里面。他们得知起义正在进行中，而且进展顺利，随即投入行动。毕重远向军舰后部走去，经司令走廊时，见舰长邓兆祥被押在盥洗室里，感到这样做很不妥当，就叫看守的人把邓兆祥送回他的寝室。
在后甲板，陈鸿源一人看守着盥洗室中的十余名军官，很容易发生意外。毕重远建议打开储藏乐器的下层仓库，把军官们押在下面，舱口在上面，锁上舱盖，便万无一失。
前甲板的拘禁行动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反抗，准尉军官最后被关押在“铁匠房”里。从发出起义信号，仅用了一个多小时，起义者已经靠武力控制了“重庆”号，而绝大多数水兵仍在睡梦之中。２５日凌晨３时左右，“解委会”开始着手开航的准备工作。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等１０名“解委会”成员，全都下到轮机舱，用拟好的假命令，唤醒海员发动主机。郑希平、赵旭前去发动起锚机，并完成油水系统准备。前甲板上，由眭世达负责随时起锚。秦咸周等发动好电罗经。
敢作敢为的陈鸿源，此时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沿着扶梯，走下弹药库，打开弹药箱，取出２０多颗４英寸的炮弹，堆在一起，将引信盖全部揭开，用手中的冲锋枪对准引信。原来“解委会”决定：一旦起义失败，或在开航后搁浅，就将军舰引爆，决不让它再为国民党效力。
邓兆祥被带到舰桥上／毕重远发现他不订《中央日报》，
却订进步刊物《展望》／邓兆祥面色严峻，长时间沉默不语／
舰长加入起义行列
布置好备航工作的毕重远，来到舰长室，把邓兆祥请到舰桥上，劝说他参加起义，负责领航。对此，毕重远早有考虑。
起义的理想目标是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安全航行是重要的环节。在起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航海经验，能够指挥航行。只有于家欣一人是搞航海雷达的，勉强可以依靠他通过雷达观测冒险航行，然若航海雷达一旦发生故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如果争取到既有丰富航海经验，又在舰上享有威望的人参加起义，指挥航行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而这个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舰长邓兆祥。
可这种设想有可能实现吗﹖毕重远自产生了这一想法后，就开始注意观察和分析。他感到邓兆祥是个爱国的、富有正义感和自尊的人。他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海军中服役，完全凭借自己的技艺和经验走上舰长的位置，与国民党及其海军部没有什么裙带瓜葛。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海军部对他并不十分信任。在接“重庆”号归国途中，因他“撵走了保驾的英国朋友”，遭到了海军司令桂永清的严厉训斥，说他“稍微学到了一点本事，就以为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毕重远记得他在挨训后，一个人在舰长室闷闷不乐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桂永清后来将他的把兄弟派上舰，担任见习舰长，就是准备取邓而代之的，对此邓心中也很清楚，自然与国民党海军部离心离德。
在舰上邮政室活动期间，毕重远偶然地发现，邓兆祥既不订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也不订国府军方办的《扫荡报》，而是订了一份具有中间色彩的《大公报》，一份进步刊物《展望》。从此可以看出邓兆祥内心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的倾向。综合这一系列现象，毕重远认为：只要向他申明大义，耐心说服，是可能将他争取过来的。其他几位起义骨干，都同意这种分析。
然而，实际的说服工作并不顺利。毕重远首先分析了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说明长江以北已是共产党的天下，长江天堑阻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同时指出正是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才导致了起义行动，也只有参加起义，方有光明前途。
邓兆祥一语不发地听着，面色十分严峻。的确，从对某个政权不满，到以行动同这一政权为敌，是个很大的跨度，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做出抉择，其内心的斗争必然十分激烈。而且身为一舰之长，一举一动全船系之，他必须考虑整条军舰的沉浮，５００余官兵的安危。他此时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和拥护起义，起义者们是否能控制住舰上的局面……这恰好反映了邓兆祥稳健审慎的性格，如果他随即附和，倒不成其为邓兆祥了。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劝说，邓兆祥说出了他的疑虑：能否在短时间内把主机发动起来﹖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证军舰顺利地开出长江口﹖航行安全有没有保障﹖这时，轮机方面传来主机已经发动起来的消息，不久，前甲板的绞盘转动了，两条锚链徐徐上升。可邓兆祥依然下不了决心。他想了解见习舰长卢东阁的态度。可当他看到卢东阁不合作的态度，反而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压力，便再度沉吟不语。
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空气显得异常沉闷，令人焦灼难耐。毕重远感到不能再拖延了，郑重地对邓兆祥说：“航行的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可以依靠航海雷达导航。万一军舰搁浅，我们也绝不会让它再回到国民党手中，去屠杀人民，阻止解放军渡江。我们已经派人在弹药库中，做好了引爆炸毁军舰的准备。”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10）
士兵们临危不惧的凛然正气，和丝丝入扣的部署行动，使邓兆祥受到了震动，他终于答应领航。于家欣随即将事先准备好的赴烟台的航海图，摊在他面前，并协助他标绘出吴淞口至烟台的最佳航线。当邓兆祥做出这一决定后，便义无反顾地站在指挥台前，用沉稳果断的语气，发出一系列调整航向、航速的指令。他配合起义的行动，不仅保证了顺利的航行，而且对争取广大官兵协助起义航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舰出吴淞口，起义者们都松了一口气／
《告全体同学书》广播后，引起小小骚动／
发现一艘美国军舰，全舰进入一级战备
在迷蒙的晨雾中，“重庆”号启动了，向吴淞口外驶去。吴淞至长江口区，是暗沙星罗的危险地段，军舰在经验丰富的邓兆祥指挥下，越过园园沙、横沙和大戢山，把险恶的暗沙抛在了后面，起义者们这才松了一口气，邓兆祥的面容，也从严峻转而开朗。
驶出长江口后，军舰以每小时２５海里的航速行驶。晨曦渐露，沉睡中的水兵，被舰上的广播声唤醒。广播反复播送着由“解委会”草拟的《告全体同学书》和《告海员技工书》。在《告全体同学书》中写道：“我们不容忍那些暴虐无道的豪门军阀，把国家带到无比悲惨的境域，我们更不能容忍在他们的欺骗与压迫之下为他们充当炮灰，去反对那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解放军。今天该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在《告海员技工书》中写道：“现在我们要把这条船开到解放区去，盼望诸位同学能多多帮助我们，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
１９４９年的国民党政府，在民众心目中黯然失色，当“两书”反复播放后，相继有四五十名官兵表示愿意参加起义行动。其中部分水兵被“解委会”吸收，参与舰上的警戒；部分军官则被允许帮助舰长航行值更。但“两书”也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个别人听说军舰将开往解放区，极度绝望。准尉书记官曾道明，冲出休息室，抢夺卫兵的枪，被值勤水兵制服后，单独关进一个舱室。结果他却打开舷窗，投海自杀了。毕重远感到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起义，要严格防范对起义抱有逆反心理的人，警戒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同时天已大亮，如果国民党政府感觉到“重庆”号是开往解放区，必然会组织追击和堵截。眭世达组织了十余名士兵在炮位值勤，随时准备与遭遇之敌作战。
显然，国民党当局并未察觉“重庆”号的行踪，整个白天的航行，没遇到任何险情。２５日深夜１２点，舰桥瞭望哨报告：“左前方发现灯塔。”毕重远随即到航海雷达室察看，得知哨兵所说的灯塔，是千里岩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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