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材料内容广泛而详尽，例如像尼克松夫妇、基辛格、随尼克松访华重要成员的材料，不仅有这些人的履历、政治背景、主要著述和观点，甚至还包括了这些人的性格特长、兴趣好恶、家庭成员和亲属的情况等细节。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张思之：“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1）
当我知道委托我采访的对象，是差点成为江青辩护律师、并被指定为“两案”辩护组组长的张思之先生时，那尚未久远的历史画面，随即浮现在我脑海。
１９７９年与１９８０年之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罢经年，全党工作中心已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转移，中国仿佛正在跨进一个崭新时期。但人们又都朦胧地感到有那么一两件似了未了的大事，这其中之一，就是对林彪、江青这两个篡党阴谋集团主犯如何处置。
在那个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使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连续性，被视作防止“文革”重演的一剂良药，而为人津津乐道。但“批判的武器”总不如“武器的批判”更令人信服，人们期待从林彪、江青两集团主犯的依法制裁上，得到一个证实。
中秋时节，五届人大常委会议决：成立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两集团案。消息传出，举世瞩目。绝大多数国人，关注的是这伙祸国殃民的恶魔，受到严厉制裁的结果，以平抚内心怨恨的感情波澜。而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及涉身感受的差异，外国人更关注审理的程式和判决是否合乎法律的规范与公正，并由此推断中国未来法制建设的走向和推进的速度。因此在“两案”中为罪犯辩护的律师，成为外国记者追踪的热点。
的确，法律的尊严与公正，是靠检察官、审判官、律师三方共同维护的。在西方，律师拥有“护法使者”的美誉。但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道德传统濡染，编织“护法使者”桂冠的，不是鲜花和橄榄枝，而是带刺的荆棘。谁替罪大恶极的妖魔辩护，谁就可能同妖魔一道，在公众的心目中遗臭。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吧，关于“两案”的追述，时下出了不少，对公诉方、对检察方、对审判方的描写，洋洋洒洒。其任务之艰巨、其工作之繁难、其对应之机敏、其正气之凛然……应写尽写，无需复加。而对同样是为捍卫法制权威与公正，受法庭指派的律师们，他们如何忍辱负重，抛开也曾受罪犯迫害的感情恩怨，承受着传统道德的社会压力，则无文从这一视角着力刻画。
想到这些，内心便有种去弥补某些缺憾的冲动。我怀着对把个人情感压抑在心灵最小的角落，将护法视为第一生命的人的景慕，叩响了张先生的家门。
被召集到一起时，这些往昔雄辩潇洒的律师，话语无多，气氛凝重／
指定的第一位组长坚辞不就
初见张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几经唇枪舌剑后等待别人定夺的律师，而更像手攥裁决之权的大法官。微微下弯的嘴角，透着绝不轻易放弃自己成熟观点的执拗。难怪江青只同他见了一面，就断定“那个姓张的律师，是个什么‘长’字号的吧﹖一看就像代表官方的。”他出语温文尔雅，毫不急促，后发依然能够制人的自信和睿智，含而不露。
我虽然不了解“两案”审判的内情，但仅凭对中国国情及意识氛围的熟悉，也能推断出：不会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两案”的主犯们辩护。张先生证实了我的推断，“我们没人是自己找上门的，都是被法庭动员出来的，而且是苦口婆心的动员。”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成立后，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受命负责法庭管理工作。这包括法庭的布置，法庭的保卫，提供执法器具，组织律师辩护，联络证人出庭等等。辩护组成员的名单很快拟就，以北京、上海的专职律师和法学家为主；恰巧当时有两个法正在酝酿推出，一些外地的法学家来京讨论，又从中挑选了数人，共１８人，都是刑诉圈内知名人士。
陈卓亲自出马，按图索骥，不料一开始就吃了一瘪。原定辩护组组长、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陈守一，不仅对组长一职坚辞不就，而且在推荐由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甘雨霈替代自己后，反复声明对辩护组的工作一概不闻不问，理由是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结果时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张思之，不得不勉为其难，担任辩护组组长，陪着陈卓，去动员其他人。
１７名组员，悄悄地住进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他们被告知要严守秘密，甚至不能与家人联系。但是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一位准备做王洪文指定辩护律师的名字，出现在外电报道中。不少外籍记者四处打探这位辩护组组员，甚至把电话打到二招。走漏风声者，随即被取消了辩护人资格，整个辩护组又转移到了国务院一招。
在最初的几天里，这些昔日唇枪舌剑、伶牙俐齿的律师们，骤然大失水准，相对话语无多，气氛凝重。他们的职业和专长，决定了他们无缘在举世瞩目的法庭上，充当高举正义之剑的英雄角色。他们本来也没奢望什么，只想与国民一起分享嘲弄历史的小丑被绳之以法的人心大快。
然而命运之神无情地迫使他们放弃并不奢侈的期待，当他们由衷地呼唤林彪、“四人帮”其罪当诛之际，历史偏偏把他们推上为举国皆曰可杀的林彪、特别是“四人帮”集团主犯辩护的法庭，却丝毫不理会这些罪犯恰也是他们、乃至他们至爱亲朋蒙受的劫难厄运的制造者！私人的恩怨，亲情的恩怨，全体国民的恩怨，与职业信条的矛盾，在他们内心剧烈冲突。谁愿被指斥为助虎的伥鬼？谁愿用自己的清白，去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犯一道远扬恶名做交换﹖
感情冲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律师们望案生畏的，还在于林彪、“四人帮”案件的特殊和复杂。“两案”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的基调是“党内路线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因此林、江等人的罪行，同党内的路线错误是分不开的。然而律师没有被赋予判定是路线错误，抑或犯罪行为的权利，这个事关重大，不能由律师定。这一特殊性不仅决定了政策把握的繁难，同时决定了律师的作用，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
处于此种无论从哪个层面衡量，都以退避为妙的境地，辩护律师们的确难以兴奋。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责怪坚持不为林彪、“四人帮”辩护的律师；而对那些心底无私、忍辱负重走上辩护讲坛的“护法使者”，我们怎能不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翻阅案卷、介入审判的准备是仓促而紧张的，公诉方面的工作，至此已经进行了不止一年；而从辩护组集合到开庭的时间，则仅在一月之间。
江青提出“请律师替我说话”的要求／
张思之脑子里冒出“我不入地狱，谁入”的奇怪念头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京郊秦城监狱传出消息，江青向监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请律师替我说话。”“替江青说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辩护组住地的沉寂顿时被打破了，众人对其末日临头依然骄横，嗤之以鼻。
来自华东政法学院的朱荣华，是位专攻刑法学的学者，天生的乐天派，也唯有他平日里发出点嬉笑之声，被组员们戏称为“ｈａｐｐｙ”。他独树一帜地说：“老娘’那句话的重点，在前三字——请律师嘛”但此次他ｈａｐｐｙ不起来了，没有人应和他的幽默，其他人心里想的是：“江青辩护士”，谁愿顶着这空前绝后的荆棘之冠，同她一道遗臭万年呢？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张思之：“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2）
然而在此后的１８天内，又是消息皆无，这等待实在是种煎熬，大家心都悬着，猜测着可能的结果。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学章，是律师界久负盛名的老大姐。有人对她说；“看来只有韩大姐给江青辩护最合适了。”不料，平日和颜悦色、极少动气的大姐，立即反唇答道：“除了她，为谁辩都行！国人皆曰可杀，我也一样。”
听着组员们的对话，张思之也在思忖：江青的确其罪当诛。但作为律师，又不可忽略一个基本原则，再作恶多端的被告，在法庭上，他依法应得的权利，也不可随意剥夺，律师的责任之一，就是监督这种权利是否得到维护。
当辩护组的组员们在疑虑不安中等待之际，江青也在为请律师之事转动脑筋。１１月１０日，她接到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特别法庭通知她，可以委托律师辩护，也可以请求法庭为她指定律师辩护。
江青对前来的审判员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考虑了三个人，一是史良，因为她是有名的律师，又是女的，我认识她；再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坚，我过去陪主席接见时认识的。”审判员告诉江青：史良年龄大了，走路要人搀扶。刘大坚年龄也很大了。他们都无法出庭辩护。其实，刘大坚当时已经去世。
“哦，这么说，我考虑的第三个人年龄也大了。”江青若有所思，“能不能让亲属辩护呢﹖”她自言自语地数叨起来；“主席的二儿子神经不好，我生的一个被林彪逼疯了，贺子珍的一个口才不好……”“法庭可以给你指派两名律师。如果你认可，就介绍给你。”江青最后同意见见法庭指派的律师。
两天后，辩护组经过酝酿讨论，统一了认识，准备接受林彪、江青两案主犯的委托或特别法庭的指派，依法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张思之想，“此时，我已告诫自己，感情的因素，要服从法律原则，把它埋藏在心灵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