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走的当天，他把写好的信放在了母亲的枕头下面。后来在他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母亲才只是说“我看到了……”他马上就把话题岔开。母子俩以后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庄成深深地点点头。和我的感觉差不多。越是亲近的人之间，有些话越不好说。对一个陌生人都可以说的东西，对真正的自己人倒不一定说。比如咱们俩吧。
我知道沈虹最怕的就是我有外遇，她以前的婚姻就是这么结束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题。她只是特别关心我，那种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关心这种概念，她简直就是在研究我。她给我洗衣服之前，总是先看看衣服兜里有什么东西，钱阿证件啊，等等。我发现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如临大敌，神情都特别紧张，好像马上就要发现她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了。比如有人晚上呼我，有些电话我回，有些就不回。我回电话，她就不自然，明显地是在听，想知道对方是男的、女的，是为了公事还是私事。我不回的那些电话简直成了她的心病，她总是想方设法要知道是谁，为什么不用回，都是汉字的呼机，人家留了什么话。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假装手里有事，跟她说“你替我看看是谁呼的”，这种时候她就特别起劲。
沈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她可能也明白我们这种半路夫妻是容易闹误会的，她自己主动在下班以后就把呼机关上，找她的人都是往家里打电话。
夫妻之间偶尔有猜疑也是正常的，但是像我们这种都是受过伤害的人，就比别人更容易猜疑。其实就是不自信。就拿呼机这种事来说吧，呼机可以检查，信息都在上面，那手机呢？白天一整天不在一起，都跟谁联系你能控制吗？所以真的和别人有事是拦不住的。我曾经暗示过沈虹，我不是她前夫那种人。但是没用，对她来说，只有严密监视我，她才有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上说，沈虹比我还要注意我们夫妻之间的交流，因为她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掌握我。她跟我说的话经常是有潜台词的，很像是一种引诱我说出什么来，最好是一些暴露我的什么不良行为的内容。她好像不能相信。
她现在的丈夫居然没有一点儿外心，不能相信她自己找到了一个规矩、本分的丈夫。她必须得不断证实这些，心里才有底。我明白她的意思之后，就觉得特别没劲，可以说是有些悲哀，所以，本来想跟她说的话也咽回去了。
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和我前妻没有离婚，我们会不会也陆陆续续出现这些问题呢？可能有，但是不会像我和沈虹在一起这么多。原因就是我们都有一番自己的经历，有自己怕的和担心的。受过伤的人自我保护意识也比别人强，越是受伤害越是要保护自己，就像做围墙一样，等到围墙厚实到刀枪不入的时候，人也就什么都不信了。
庄成说，他实在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特别好讲的，他觉得自己在仅仅再婚一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又进入了一种对婚姻的疲惫或者就是厌倦。
我说我认为他应该也必须对沈虹讲明他的想法，而且类似沈虹与前夫联络那样的事情，都应该说明白，假如真的是有困难、有麻烦，做丈夫的有义务去帮助她，这也是对婚姻负责。庄成打断我说：“你说的都对，我也知道，有些问题两个人解决比一个人解决要容易得多，但是如果是你，看着她那种慌乱的样子，那种拒绝的表情，我保证你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像我们这样的夫妻，有些话题是碰都不敢碰的。”我在心里说：“那你们还做什么夫妻？”
庄成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喝剩下的小半杯水里：“你不会体会我们这种人的心情的。我和沈虹去登记结婚那天，我看着大红的结婚证书的时候就在想，我是在用我的后半生来做这么一份结婚证埃我想我就要重新开始了，我要做到最好，我要建设一个最好的婚姻。可是，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从心态上重新开始是特别困难的，要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想劝那些成天把离婚挂在嘴上的人，离婚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出来容易，做起来也不太难，但是离婚之后要想重新开始生活，而且还想幸福地生活，那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自如的。”
我沉默地听他说这些，他的严肃与他讲述到一些细节时的幽默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深陷在他的逻辑之中，打动我的是那些在逻辑之外的切肤之痛。
就在这个时候，庄成突然直视我：“你没有想过要离婚吧？他的话吓了我一跳。
第八章 天经地义的奉献
采访时间：1998年7月15日1：00PM
采访地点：北京二环路东直门立交桥
一带一辆夏利出租车中
姓名不详
性
别：男
年龄37岁
北京郊区某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原
为北京郊区农民，文化水平为初中
一年级。
这不是一个旧式包办婚姻造成不幸的故事，严格他说，主人公的婚姻也不能说是包办而成。然而渗透其中的亲情的牵绊却让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个问题，亲情除了会带给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的温暖和关爱之外．有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负担？特别是当个人的选择与亲人的期望发生矛盾的时候，什么才是自己最需要的，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谁没有过为自己所爱的人或多或少放弃自己的愿望的经历？放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多地获得来自被爱的那个人的认同，但是当这种放弃明显地会改写一个人的一生的时候，就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有没有一种亲情强大到可以使人付出终生幸福的代价。
1998年7月15日中午，我从东四打车回家。在北京，乘客和出租车司机闲聊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话题也不外乎天气的冷热、道路的拥挤和物价的涨跌，到达目的地。付账、说“再见”，然后各奔东西。我也一样。
他的相貌很普通，脸色熏黑，眉毛很浓重，厚厚的嘴唇因为干燥有些爆皮。天气太热，谁都没有说话的心情，我告诉他我要到什么地方，之后，他开车，我看窗外。
车拐上二环路的时候，我听见了手机的响声。不是我的。他从放钱的小黑皮包里取出小巧的灰色手机，看了一下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号码，说：“怎么了？”
他的眉头伴随着对方的活开始皱起来，车速也明显地慢了。“这老太太，她就是不能让我活好了……”对方显然还在说着什么令他生气的事情，他一边“晤、晤”地应答着，一边开始把车往路边上开。
对方一直在讲话，他终于把车停在了刚过东直门立交桥的自行车道上。他一边听电话一边对我说：“大姐，您等我一会儿，我打完电话送您，给10块钱就行。”我点点头。他听了一会儿，说：“你们家没事儿吧？”对方说了些什么。
他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我告诉你，他要是敢动你一下，我这回真跟他玩儿命……”对方又说了些什么，他说：“行，我知道了，我今天晚上过来，你先回你自己家吧。……成，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他摸出打火机点烟。点了几次，打火机不出火，他摇下车窗把它扔到马路上。刚要把烟也扔出去的时候，我掏出我的打火机，递给他。他看看我，接过去：“对不起您了。”他重新挂档、准备走的时候，我说：“抽完烟再走吧，不着急。”
他停下动作，看着我，非常不解。我说：“我觉得你是在生气，生气的时候开车容易出事儿……”“我能不生气吗？毁我一辈子不行，还不能让人家过舒但了。
十几年了，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听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猜想对方是什么人。我的直觉告诉我，是一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我说：“咱们聊聊吧。”他从烟雾中看我，看了好一会儿，“大姐，您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写书。他沉吟半晌，抽出另一支烟，续上，吐出一大口：“行。就这么着吧。您要是觉得我这点儿破事儿也能写进书里，我就给您讲讲，我们俩也弄个永垂不朽。”我们就这样坐在他的夏利车里开始了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最为随机的一次采访。
打电话这女的不是我老婆，您一听就能听出来。现在流行叫“情人”“小蜜”，我们那儿叫“相好的”。其实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从小儿一块儿长大的。现在还是我们俩好。有十几年了。
我打断他的话，说：“您得先做一些自我介绍，比如是哪里人、上过什么学、你们怎么认识的。后来怎么样了等等，您总得让我听得有个头绪埃”他笑了，笑容很是憨厚。您真想听？我说：“真想。”好吧，我就跟您从头儿说。
我是农民出身，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干出租是这两年的事儿。我没上过什么学，小学凑凑合合念完了，上了一年初中，实在念不下去了，就不念了，回家种地。这些年把原来学的那点儿文化也都就着饭吃下去了，我现在比文盲强不了多少。
我们俩是一个村的，每天我回家都得先经过她家院子门口。小时候一块儿上学，早晨是我从家里出来走到她家门口叫上她，中午下学是她先到家，我接着走。整整4年，一天不落。她比我还不如，上到小学四年级，她妈死活不让她再上了。农村，女孩子念书没用。而且她家6个孩子，她是老二，下边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别说没钱，就算有钱念书，也轮不着她。我们就算是那种“发小儿”吧，光着屁股和泥长大的，互相看上也特别自然。
他的语言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那种绝对的大白话。从他的断断续续和边说边想可以看出，他竭力想表达得好一些，但是他的确很难做到。我说，你不用考虑我以后可能会怎么写，就按你的习惯说吧，怎么舒服，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