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问过我，觉着她哪儿好。我说，好就是好，说不出来，说出来，那就不叫好了。人是这样，觉着一个人好，就是什么都好，觉着一个人不好，就怎么着都不好。是不是？
他的烟抽完了。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大姐，您等我一会儿，我上那边儿买一盒去。”我干脆把一盒烟都递给他，说：“你还是别去了，我还不知道洗衣机是怎么回事呢。”他笑了。我们俩后来又好上了。
她生完孩子一直住在娘家。她们家那口子挺窝囊的；也不常回家。其实像她那么过日子，跟守寡没区别，那男的也知道我们俩的事儿，是她自己跟人家说的，不说也不行埃自从那男的知道了，就老打她。一点儿不对付就打，她三天两头被打回娘家，接回去，下次还打。我看着干着急，怎么办呢？老婆是人家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再说，我也是有了老婆孩子的人埃也是因为我心疼她，我们俩才又好起来的。我妈知道，管不了。我跟我妈说，她算是把四个人都害了，这辈子就是因为她我们成不了夫妻，下辈子做人、做鬼还不知道呢，谁也别想再管我的事儿。其实，好归好，都是有家有业的人，孩子也都不小了，能好到哪儿去？就是有时候我开车接她出来，找个地方吃点儿饭，俩人坐一会儿，说说话。我挣到钱了，给她添一件衣裳、买点儿随手用的东西。她的病挺严重的，怕凉水，我给她买个洗衣机，让她省点儿事儿。我妈这不又不依不饶的吗？我们俩不说那种什么下辈子谁等着谁的话，没用。我今年37岁，黄土埋到腰了，就这么过吧，过完就完了。
他抬起胳膊看表，说：“我都跟您啼叨两钟头了。”我们把两扇车窗摇到最低让烟雾散出去，他笑着说：“这车都快着火了。”
我说他这个包办婚姻的故事让我觉得就好像我们还生活在旧社会，他说：“不对。我就知道有好多城里的年轻人在结婚还有找工作这种事儿上也不自由，爹妈管得太多。他们老觉着他们对，就不问问咱们什么叫对。有时候，太孝顺了也不好，把自己孝顺进去了。”
我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按照父母的安排长大成人的，我们的职责首先是不让自己的父母失望，之后才会考虑个人意愿，我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了孝顺之类的美德付出代价，有一种牺牲个人自由的天经地义的方式就叫做奉献，我们在无论大事小事上随时随地都在准备奉献，因为我们都是好人。
他认真地听我发议论，然后想了一会儿，说：。“您是有文化的人，您说得对。”
之后，他发动车子，送我回家。
第九章 只不过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家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16日9：35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
办公室
姓名：茹莹
性别：女
年龄：22岁
生于上海，先后在上海、江西、四
川、北京完成小学及初中学业，高中未
毕业转读职业学校外事服务专业，没有
得到毕业证书。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某
酒店作服务员，后辞职。此后辗转于多
家贸易公司做市场推广或业务员，现就
职于其中一家电子公司。
茹莹从小到大一直在寻寻觅觅一个完整的、像样的家庭，但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如愿。第三者使她失去了父母双全的家，而她自己又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另一个家庭中的第三者。
假如人生就像茹莹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戏剧性，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个既定的角色，那么当人对自己的角色开始厌倦的时候，接下来的是顿悟之后的新生，还是疲惫至极的随遇而安？茹莹在她短暂的成长岁月中把两者都经历到淋漓尽致。
那一对原本也打算白头谐老的双亲，如今已经成为陌路，茹莹的心分成两头，牵动一边，另一边也会跟着疼。爱父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本能，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除开血缘之中不可分隔的关联之外，更多的是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又到体恤的一种无从选择的责任。尽管有怨有悔，责任终究无可规避。
1998年10月9日，我接到了茹莹的传真：安顿：不知道怎么下笔才能引起你的注意。很想跟你聊聊我的故事，我想，它能启发一些人。请你跟我联系，好么？
我的故事不会让一个作者失望，也不会让一个读者失望，只会让我自己失望。
手机号：……茹莹98·10·9
从名字上可以推断这是一个女孩子，而且，她的文字中的语气告诉我她非常年轻。
电话里的声音是非常干脆的。有时候从人的声音也可以感觉，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番经历，比如那些沙哑的、低沉的、欲言又止的甚至拖拖拉拉的语声，也会泄露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当然，有时候这种猜想也不一定准确。但是至少从茹莹的声音里，我感觉到的是，这不是一个心事很重的女孩子，而且她绝对是年轻的。
她说她特别想有个人聊天，聊聊她自己我告诉她，我在做关于个人和家庭在沟通和理解方面的采访，她说：“好啊，我可以给你讲讲我的家庭，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请她简单谈一点，让我有一个大概的把握。她想了想，说：“我才在网上的论坛里贴了我写的一篇东西，你看一下吧，能帮助你找到感觉。”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二份传真：安顿：你好！琢磨半天才从网上给下载下来的。我的网名是××。这是我随意写的一篇，贴在论坛里的。
不知你看得懂么？可以给我打电话。茹莹于是，我就看到了一篇题为《感动》的文章。那是一篇写父亲和女儿之间的感情的文章，里面有一些本来应该当面对父亲说出的话，但是她选择了在网上说，不知她的父亲是否上网，是否能看得到。
我也有些感动，同时，我在想，她为什么不能跟父亲说，而一定要这样写在一个也许父亲根本不会看到的地方呢？
过了大约三四天吧，茹莹呼我，说她马上要出差了，想在出差之前跟我见面。
10月16日，我赶到报社的时候，茹莹已经在大门口等我她跟我想象的一点儿都不一样。一身褐色的装束，简洁中有几分淳朴，清清爽爽的短发，唯一能使人把她跟时尚联系起来的就是她的眉毛——修得细细、弯弯的、好莱坞风格的眉毛。
她在我的对面坐下，对我提出的诸如“提供履历”、“离采访机近一些”之类的要求全部以“OK”作答，而且始终是微笑着。我因此又多了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潇洒，随意的女孩子，甚至有些快人快语。
实际上，在茹莹丝毫不假思索也很难打断的叙述中，她的这些特点在一一被证实着。应该说，她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或者细节是让我感到吃惊的，但是，她却极其轻松地化解了这些，甚至，我在倾听过程中的难过和心疼以及思考都在她随时会出现的笑声中显得非常微不足道或者说毫无必要。我真有些被她搞糊涂了，这个看上去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女孩子，什么才是她认为应该严肃对待的？什么时候她的认真才是真的认真、感伤才是真的感伤、愉快才是真的愉快？
茹莹的叙述条理常常被她自己打乱，她总是要在突然想起一个情节之后马上去补充说明另一个情节，这给我的整理和读者的阅读部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保留她自己的这种独特的顺序，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恰好表明了她的心态。
就像你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我所有的故事都跟我的家庭纠纠缠缠在一起。
我是不是你采访的人中最年轻的？我22岁。
我注意到茹莹在她的履历中没有告诉我她的年龄，但是她又是一开口就没有保守这个也许她本来打算保守的秘密。
我说，她的确很年轻，但是我的受访者中最年轻的人比她还要小一些。她微笑着，露出很整齐的牙。我觉得年轻人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想当然的，走过去就没有了．不值得写。我的家庭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比较典型的那一种吧。
我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四川人，母亲下乡到了江西。因为文化大革命啊所谓的历史原因，我不知道这些，反正我父亲就也到了江西。我父亲今年已经60岁了，我母亲50岁，我是家里的老大，才22岁，还有个弟弟，比我小两岁。可能就是历史的原因吧，我的父母走到一块儿，也算是那种晚婚、晚育的典型。我是生在上海的，那时候觉得上海就是天堂，江西是小地方，又很苦，留在上海对将来的教育和发展都有好处，就把我留在了上海。我是跟着外婆、外公长大的。
你能把这个关上吗？有一件事我不想让你录下来。茹莹突然停住了，眼光闪烁着，脸颊微微有些潮红。我按照她的要求关掉采访机，她低下头。很慢但是很清晰地告诉我，她8岁那年，因为她的外公，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在我的采访中，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仍然因为茹莹的叙述而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不舒服，仿佛全身的肌肉都缩紧了，从后背升起的丝丝凉意一直渗透到心里。
我静静地过了不知多久，才回过神来，问茹莹：“你外婆知道吗？”茹莹的眼光迷茫了一瞬间，马上又恢复了她进门时的“常态”。
我想，那时候我是不知道她知道的。后来我的身体就不太好，她带我去医院看，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外婆应该是知道的。
从小我在上海长大，他们对我也很好。那是个很典型的上海人的家庭，人呢，比较自私自利一些、门槛精一些，比较为自己着想。房子很协…怎么说啊？我的童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忧伤也没有特别的快乐，父母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他们在江西每个月寄30块钱的生活费给我，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是很多了，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就是在我外婆不停的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