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她讲了一个我在采访中偶然听到的故事：一个12岁的美国女孩要求她的母亲开车送自己到她的16岁的男朋友家，说今晚要跟那个男孩住在一起。她的母亲答应了。女孩子收拾了随身的衣服上了母亲的车。一路上，她的母亲给她讲了女孩子的第一次意味着什么，之后，在那个男孩子的家门外，母亲问女儿：“明天早晨回家的时候，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而且，以后他也不一定就是你爱过的唯一一个人，你想好了吗？”女孩在车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说：。，请你借给我你的手提电话。”她拨通了男朋友的电话，说：，‘我还没有想好我愿不愿意，我不来了。”收起电话，母女俩驾车回家。
齐眉静静地听完，脸上的表情异常凝重。良久，她才继续说话。我觉得这是中国母亲做不到的，至少我的母亲做不到。但是以后我会这样去做，我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这样的母亲才走到今天的。你知道吗？我妈一直在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条件都挺好的，她也希望我找一个条件好的人，可是我经常有一种感觉，我配不上人家，我怀过孕。打过胎。我不是个好女孩儿。我不可能跟我妈说这些，那样就真的要了她的命了。
这些年我的一些心里话都是跟我第一个男朋友说，他在我心里的位置非常特殊，就像一个父亲、一个大哥哥，因为只有他了解我的处境，只有他会保护我。他说我必须要相信自己，而且必须要有勇气重新开始生活，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人明白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只有勇敢起来。我觉得他是对的。如果我每天都在想着过去的不快乐，我的每一天就都是不快乐的，但是假如我每一天都想着快乐，那我就永远是快乐的。对不对？我的快乐不是假装的，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才学会了真心快乐。
所以要是有一天我碰上一个好人，我也会好好爱他，不管以后怎么样。要是我能有一个女儿，我也会像你说的那个美国妈妈那样教育她、帮助她。我第一个男朋友的女儿现在已经快10岁了，她肯定会过得很顺利，她有那么好的一个父亲。。
看着齐眉很顺畅他讲完最后这一段话，逐渐恢复一种平静的愉快面容。我试着想象她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终于不得要领。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白的，齐眉永远不会把这些经历说给自己的母亲听，她是一个“好女孩儿”．她不忍使自己的母亲受伤害，所以她宁愿独自承担并且用一生的时间来消解这种原本通过母亲的帮助可以避免的伤害，她真的是一个太好的女孩儿。
然而，将为人母的我，或者说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孩子呢？
齐眉离开报社的时候，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我邀她到附近的一家小餐厅随便吃些东西，她拒绝了。她说：“我得赶紧回家，我跟我妈说的是加两个小时班，现在已经过了。“我陪着她站在路边打车。远远的一辆出租车亮着灯开过来，她一边招手一边说：“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说我妈的坏话，我们母女关系也挺好的。就是……就是我妈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女人……”
第二章 快乐不是一辈子的面具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30日6：30P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
办公室
姓名：施艳
性别：女
年龄：20岁
生于沈阳，在当地读完小学、初中、高中。高中所学专业为旅游外事服务，现在大连某酒店做服务员。
施艳本来以为，从母亲再婚那一天开始，家就不再是她的了，母亲也不再是过去的母亲。但是，当她痛不欲生的时候，给予她最大帮助的人，仍然是她曾一度疏远的母亲。母亲再一次给了她生命。
当一个女孩子还没有能力应对自己生命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转折的时候，母亲往往是她的第一个、也是最责无旁贷的导师。但是有多少女儿能够有施艳这样的幸运？有多少母亲能够有施艳妈妈这样的健康的心态和平等的观念呢？
母亲和女儿同样都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心智，都需要一种既定关系之外的眼光：母亲和女儿首先都是独立的和个性化的女人。
这样的两个女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加希望对方生活幸福。
每个星期四都是我最忙乱的日子，特别是到了下午，在办公室几乎没有坐着的时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大约三点多的时候，我的名字被喊得响彻楼道。我跑着来接电话，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个大连的小女孩，说必须找到你，有急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同事们和我一样，在听到这样的“有急事”的电话的时候，就本能地紧张。
对方的声音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小女孩，细声细气的：“安顿，我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找不到你。你今天是不是特别忙？我都听见别人大声叫你了。”
我听不出来她“有急事”，自己已经有些着急了。我说：“我真的特别忙，你快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好吗？”
她说“好、好、好”，然后停顿了一下：“是这样的。我看了你发表在青年报上的一篇口述实录，叫《快乐是我的面具》，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因为……因为你把时间写错了。你说是去年的11月15号，可是那天是星期六，你和齐眉都不用上班……”这次是我真的紧张了，因为“口述实录”的真实就是它存在的第一前提，这样的错误会给读者造成误解，这是不能忽视的。我马上找到原稿，上面的日期赫然是“1997年11月13日”，显然是我们在校对时疏忽了。
我几乎是迫切地解释给她听，她倒反而安慰我：“没事的，你只要更正一下就行了，不会影响大家喜欢这个版面的，真的没事的。”我还是在道歉，她把话题岔开了：“其实，我找你也不完全是为了这个。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这个小错误的吗？……去年11月15号，我发生了一件事，挺大的，我记了日记，就跟齐眉给你讲的那些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的是，帮助我的人是我妈妈，我觉得天下所有的女孩子都需要这种来自妈妈的成长的指导，所以我特别想让你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大家分享的。而且……可能对别人也会有一些帮助……你有兴趣吗？”
应该说，我对她所说的内容是非常想了解的。在将近一年以前采访齐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有意识地寻找一个母女之间成功沟通的个案，因为我始终相信，母亲和女儿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完全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的。而且，我的亲身经历也使我非常相信，母亲应该也必须成为女儿在成长过程中的导师。但是，我们的困难在于她在大连、我在北京。
我讲了这个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并且告诉她，我短时间内不会去大连。她马上说：“没关系，我可以在电话里给你讲，我特别希望你写，我信任你才给你打电话的，你不用担心。”我猜她一定也想到了我的一贯的工作方式，因为以“口述实录”形式发表的所有文字都是经过了面对面采访的。
“这样吧，我先在电话里给你讲，如果你觉得不行，我们以后再找机会；如果你觉得可以写，你就写吧，不清楚的地方，我可以给你补充。”她还是固执他说服我。
我们终于约定，在第二天，我在办公室等她的电话。
1998年10月30日傍晚，我准备好纸和笔，沏好一杯茶，坐在电话机旁边，6：30，电话准时响起来。
以下，是我在当天晚上尽可能全面、准确的笔录。
昨天我放下电话才想起来，我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呢。我先告诉你我的简历吧，我注意到你的采访文章前面都有这么一小段。……我想让你叫我施艳，我妈妈姓施，艳是她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而且，我觉得我的生活到今天还能这么好，都是因为我妈妈的帮助。
好长时间了，我都想把我和我妈妈之间的事情写出来，可是，我不会写文章，怕写不好。后来我看过你写的一本书，里面写到一个女孩子受到伤害，有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就是她和她妈妈站在马路的两边，一起流眼泪，我就想到了我自己。
那天看了齐眉的故事，我终于决定找你，因为我觉得妈妈在女孩子的生活中太重要了。我不是说男孩子成长就不需要母亲，我是想说，对女孩子来说，妈妈这个角色是很特别的。
安顿，你这么拿着电话听我说，累吗？我把听筒换到另一边，说“不累”。
那好吧，我尽量说得紧凑。
要是按照一般的意义来说，我不算是那种幸福的女孩子，我爸和我妈离婚的时候，我还不到14岁。那时候已经懂事了，但是这些事情当时他们俩谁也没给我解释过，反正他们就是过不到一起去，天天吵架，要不就是我爸不回家。我记得那时候家里不能有三个人，只要是都在家，就不会太平。我不想去评价我爸和我妈的婚姻，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
离婚的时候，我是跟着我妈，当时是我妈主动要求带着我的，而且，我爸一离婚就离开沈阳到广州去了，我妈说，如果我是个儿子，有可能会让我爸带着，但是我是个女孩子，带到那种地方去，她不放心。
这么说吧，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我最关心的就是谁要我，明摆着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了，不管他们关系怎么样，从外面看起来我还是有爸爸、有妈妈。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选择。当然，在他们离婚的时候是没有我选择的余地，谁也不问我愿意跟着谁。其实我是不愿意跟着我爸的，我不应该说他的坏话，但是他确实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而且我知道他也根本不想要我。
我曾经听见过他们讨论关于我的问题。想起来也觉得挺奇怪的，原来他们俩老是吵架，真正准备离婚的时候反而不吵了，分东西、分孩子，都和和气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