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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角度说，报纸办了“口述实录”，给出一块倾诉的天地，也该算个创造。
人们之所以信任“口述实录”，因为这里是接近真诚的倾心而听。倾心，便是不带报纸和编辑任何功利目的，真的为倾诉者和读者作一件事情；倾心，便是对每一个倾诉者情感世界的理解与尊重。尽管报纸与编辑本身可以对“倾诉”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安顿坚持在“口述实录”中不作价值判断。这首先是理解每一个倾诉者所走过的情感历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对每一个人拥有复杂丰富感情世界权力的尊重（其实越是社会进步，越是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情感世界越将丰富）。另外，作“口述”的人已经在面对公众无保留的解剖自己，他们的真诚和勇气，似乎足以替代旁观者道貌岸然的教诲和自以为是的指点。
前几天安顿送来一本刚出版的“口述实录”集——《绝对隐私》，尽管此前已有不少内容我已经知晓，但我仍然一口气读了下来。此时的阅读不同于以往每期报纸发表时绷紧神经毫无阅读快感的“审读”，于是便更可以感受到作品的价值。安顿尽了一个记者的职责——公正客观地记录历史，而她记录的又是更多的记者未曾涉及的领域。
就在写此文的前一天，一位读者打电话找我，说他们办公室的人都非常担心，为什么这两期《青年周未》没登“口述实录”，是不是这个栏目被“枪毙”了？我解释说：这个栏目始终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或许从这点上说，正体现出社会的开放与进步，至于为什么停了两期，大概是安顿又在策划两个新的栏目。而我要劝安顿的是，也许她应当首先把“口述实录”坚持办好。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
附文
回家
安顿
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前倾，同时，一个温存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这是一种酷似我的外婆和正在越来越像外婆的年老的母亲惯常的语言——三四十年代的保守、亲切而又中规中矩的北京话。它来自我身边E座的一位白发老妇人。她的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以及清洁的白衬衫领子，都显示出她的精干、有条不紊以及生活质量，她的白发卷曲、面容平和，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眼睛。我对她微笑了。这双眼睛泄露了她的身份，我认定她来自欧洲、甚至德意志的某一个地方，她让我迅速地想起了我最爱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
老人也在对着我微笑，她的手已经收回放在腿上：“一个人旅行？”我摇摇头：“出差。”老人表示疑问：“你？”“是埃”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对这样一个优雅的老妇人抱有好感。我几乎有些淘气地摸出眼镜戴上，并且摸摸在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才盘好的头发，“我是去采访。”老人眼睛微微一闭：“可你看上去比我的孙女还校她上大学四年级，学中文的。”“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很遥远的详和：“那是我20岁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还没有开始抗日。”
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一80岁。但她的确不像80岁的女人。我忍不住这样说了，她很开心。也许全世界无论年老、年轻的女人都会因为被夸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而由衷地微笑吧。
飞机在爬升，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说：“1936年，我从法兰克福辗转到上海，又来武汉，……”我摘掉眼镜，侧过脸来凝视这个如磁石般吸引我的老人，以我的一贯的在沉默之中的探寻目光。
“我是来结婚的。那时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是因为我的丈夫，我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喜爱中国……”老人已经完全陷于回忆之中，而我的思绪已经追随着她的那种由于注重文法，注重严谨和达意准确而充满诗意的叙述，一直落在1936年在武汉的那个年轻的中国建筑师身上。那是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于，她父亲的学生，也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他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看她，17岁的少女坐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安静地缝一块几乎永远缝不完的花边的台布。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少女已经19岁了，25岁的湖北小伙子留下一封信，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之外，还有一张中文、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中国·武汉……这个地址，少女只用过一次，是一封间断的电报：“将来武汉结婚，请等待。”……老人在60年前的浪漫中独自微笑，我在她的微笑之中捕捉那一对恋人的影子：“后来，我就一直在中国，先在武汉，又到北京，之后又到武汉，再到北京，1966年我丈夫去世之后，我就一直住在北京。”
我又一次飞快地算出了一个数字：20年，一个德国女人为了一个中国建筑师守寡20年，这个数字如果从我的年龄中减掉，我一下子就被送回了孩童时代。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老人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你看，现在已经过去了60年，我80岁了。”
我无法想象，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面对逝去的浪漫，时代的变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都会有一份类似的认可，正如我无法想象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侮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结束生命同时也结束他们的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的时候，她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
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的表情，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
我又一次想到了杜拉，那个善于把人置于难言的伤痛之中却只字不肯透露的女作家，在《广岛之恋》中她只有一句话讲到了创伤：“要是流露出一丝忧伤的神情，都会贬低了这份痛苦的感情。”的确，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
旅途上的午餐永远是热闹的。老人很熟练地用一次性使用的木质筷子，并且为我和她自己各要了一小杯啤酒，只有在和我碰杯的时候她轻轻迸出一句英文：“cheers！”
空中小姐收走餐盒和废物的时候，她把原封未动的一副塑料小刀叉放进了手袋：“我去武汉是去看我丈夫的弟弟，他和我一样大，他的重孙女三岁，特意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要这些刀叉玩过家家……”这一刹那，我有了一种很深的、几乎很感伤的感动，这是属于母亲的动作。在人们把飞去飞来当作习以为常、把这种收集视为“小家子气”的今天，这个60年前来自德意志的80岁的老妇人，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小时候，妈妈第一次乘飞机回家就是给了我一副“飞机上用的刀叉”，那是一种很温暖的牵挂和血液里的相思。我断定她一定是一位难得的好母亲，尽管她并没有告诉我她有几个孩子以及她是否曾经为了他们而含辛茹苦。
飞机已经开始在渐次降落。“我可以知道在北京怎佯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
“5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是有缘，就还可以碰上。“在留下她担任德国现代文学教授的学校和电话之后，她笑着说。我们在天河机场外的高速公路入口处告别，她的白发在中午的阳光里闪着银色的光泽。她坐上机场巴士的时候，我想，这里对于我是异乡，而她，她说是“回家”。
在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5天之后返京的机票，为此，我多付了相当于机票价格的五分之一的手续费。
白天的采访相当紧张，但是几乎每一个空档我都会想到这个奇特的老人，而且由她，我几乎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想念将在我返回北京时离开家去出差的丈夫。
事实上从我做了记者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在习惯和丈夫的分离。他像一盏灯一样守在一个固定的、叫做“家”的地方，而我像一只鸟儿一样乱飞。然而倒退回新婚的时候，这一切正是我所频频抱怨的。
认识我的丈夫之后，我就基本上不再工作了，迅速地结了婚，我也迅速地变成了“家庭妇女”。那时候丈夫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应酬也每每很多，在他的忙碌的相比之下，我显得非常“有闲”。那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每天看着丈夫吃完早餐、夹着皮包离开家，我的百无聊赖就此开始，照例是做美容、看录像、吃瓜子、翻杂志、听音乐，直至买菜、做饭，而晚餐快要上桌的时候常常会接到丈夫充满歉意的电话：“今晚有客户，不回来吃饭，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这样的日子我会很委屈。95年春节后的一天，丈夫照例是通知晚饭不回来吃，我只好再次“自己照顾自己”。我一个人唱卡拉oK，唱啊唱，唱到唱不动。丈夫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歪在长沙发里睡着了，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话筒掉在地上。那个晚上我哭了，我告诉他有一家报社在招记者，我要去考。我说我一生的理想只有两个，一个是当记者，一个是作母亲。
三个月以后，我真的成了一名记者，而在那个晚上痛哭过后，丈夫的应酬越来越少，我知道他在增加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同时我也知道伴随着我的工作，这种可能又变得微乎其微了。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是丈夫的声音：“我知道是你。”于是我大讲那个老妇人、讲杜拉、讲小刀叉，丈夫静静地听着，就像每一个晚上我捧着茶对他云山雾罩，而他对着我默不作声。
“我知道你是欣赏我的。”相隔千里，我忽然就有了表达的冲动，而这在平日里是为我们所不屑的。我知道丈夫在笑，但他的话却依旧淡然：“我在洗衣服、床罩还有窗帘，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