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施艳的谈话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窗外的喧嚣已经逐渐平息下来。
我突然特别想告诉施艳一些我自己成长过程中和我妈妈之间的故事，因为我也和她一样，曾经从我母亲那里获得了非常多的帮助和鼓励，我母亲至今仍然是我所有的文字的第一读者，而我也曾经背着她写下属于我自己的日记，之后终于又全部复述给她听，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全世界都不接受我的时候我仍然不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我知道我妈妈的目光会自始至终停留在我的身上，如果我是在串演一部人生的戏剧，那么我妈妈一定是坚持到最后为我鼓掌的那个人……施艳一直耐心地听我说，仿佛是我在对她进行一次“口述实录”，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自己都能感觉到脸上在发烧，我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这么喜欢表达自己的人，必须说再见的时候，施艳说：“我觉得我们有一天都会做母亲的，我相信咱们都会做得很好，因为咱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第三章 特别懂事的孩子
采访时间：1998年7月25日9：0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
办公室
姓名：李强
性别：男
年龄：48岁
初中毕业后在辽宁农村插队，返城后在
一家电子元件加工厂做工人，自学取得大专
学历，后历任该厂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
现为某合资电子工业公司副总经理
李强以沉重的心情面对女儿的离家出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温暖也辛酸的往事涌上心头。为什么人总是在一样心爱的东西丢失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她在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的许多所作所为是应该为之后悔的？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一种现实，那就是有一天，我们会最终拥有自己的生活，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心理上远离自己的父母或者亲人，因此，即使是最亲的人之间也必须相互保有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
亲情有时候很像一柄精致的利器，以她柔韧的外表把人洞穿到千疮百孔，以她恒久的撞击使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追求。放弃与获得于是都被赋予了一种疼痛和悲壮。
女儿回家了，但是回来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看起来恢复了平静的生活永远不会被改变呢？
李强在电话中称我为安老师”，那是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一听就知道年龄一定比我大。“安老师，我能占用您一点儿时间吗？我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说，我有点儿紧张……”这样的说话方式总是令人难以拒绝。
我说：“没关系，您讲吧。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电话里有了一瞬间的沉默，不知道是电话线路的原因还是对方的嗓音，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像哽咽似的声响。我只有耐心地等待。
过了一会儿，对方的声音比最初更加沙哑：“我叫李强，今年48岁了，属虎的，今年本命年……”我想，他大概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些什么，那将是怎样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呢？没有容得我想更多，他的声音又响起来：“我的女儿丢了！
是我把她从家里赶出去的，我正在气头上……她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回家了，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是我的脾气太不好，现在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一直没去上班……我的班也上不下去了……我想接受您的采访，把过去的事情说清楚，她要是看见了报纸，也可能会回来……”在见到李强之前，我没有把握对他的采访是否一定可以最终做成一篇完整的口述实录，也许跟大多数受访者一样，他的故事也只能是成为我采访过程中积累的素材之一，但是我的确非常想帮助他，哪怕就是在版面上发一个小小的寻人启示，让他用父亲的口吻来呼唤自己的女儿。
握着电话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听到他由于强忍嚼位而发出的重重的喉音。由此我想到我的父亲以及我听到过的很多关于父亲和女儿的动人故事。可能正如李强自己所说，他和他的女儿之间有很多误会，这些误会之中有些是可以很快冰释的，有些可能暂时无法解释明白，有些也许终生都将存在于各自的心里，但这丝毫不影响父亲与女儿之间的爱和牵挂，那种源自血液的关联是无法割断的埃1998年7月25日是一个星期六，早晨9：00，当我准时走进报社大楼的时候，门卫告诉我，此刻坐在传达室里的人已经等了我大约半个小时了。
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精干的中年男人，比实际年龄显得要年轻一些，黑色T恤，米色长裤，腰间的皮带是很多所谓成功男士非常钟爱的“登喜路”，手上的皮包也是同一个品牌。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了李强曾经有过插队之后返城当工人的经历，但是从他的打扮上仍然可以感觉出他的现在是无法与当年相提并论的，现在的他是一个生活考究、讲究品位的人，一个成功者。
我自报家门，他身子微微前倾与我握手。我示意他随我上楼，他很自然地让出两步，让我走在前面。一切都非常得体，仿佛我们之间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约见，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唯一使我能够依稀感觉到他的不平静的迹象来自他的面容，他的眼睛有些虚肿，嘴唇干燥得有些爆皮，还有就是稍稍靠近就可以从他身上闻到的，浓浓的烟味。
当李强落座的时候，我把一瓶矿泉水和一只烟灰缸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一再地道谢，客气到了多礼。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些天我把能找到的亲戚家、朋友家都找遍了，把能打的电话都打遍了，还是没有她的消息。我老是有一种感觉，她其实没走远，好像每天随时都有可能回家，但就是不回来，就是要让我生气，让我着急我确实听不明白，我说，您可以随便怎么样讲给我听，但是前提是必须让我能听明白，否则我们就没法交流了。
李强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一边点头一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牛皮小包，打开，原来里面是一盒烟，他取出一支，点燃。我第一次见到有人会如此细致地对待自己的烟盒，这个小小的牛皮荷包，使太多见的“万宝路”也凭添了档次。
我又一次想到了李强的经历，从插队到返城又到今天，当年的那个“修补地球”的年轻人会不会预见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一直以为生活的烙印不会轻易被磨灭，但是，从李强身上，我却一点也看不出他的过去的影子。
可能是我太着急了。不过，说起来真的很长，而且，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说起。我女儿这次出走，让我想起来很多很多事情，这些年，我以为我是一个好父亲，努力工作、拼命挣钱，把我们家的日子改变得天翻地覆，我让我女儿因为有一个我这样的父亲感到特别自豪……可是这次她出走我才明白，我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供她吃喝，供她受教育，我以为这样就够了，其实不然，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每天都在想什么，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父亲，还是不称职。
在李强的吞云吐雾之中我依旧耐心等待，等待他在这种倾泄而出的自责之后再逐渐进入相对平静的叙述。以往的许多受访者也是这样，他们总是在最初说出他们自己认为最想说也必须说的话，往往那就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很多时候这种判断是带有相当大的自责的成分的，当我还没有说任何带有评判意味的话时，他们依据大众的标准率先为自己下了结论，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我已经否定了自己，你还忍心重新否定我吗？在我的采访过程中，我总是能够感觉到以这样的方式筑成的心理屏障。
李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我只要静静地等他说完这些话之后，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所希望的讲述之中。
再开始说话的时候，李强已经点燃了第二支烟。还是从说我自己开始吧。
我是老知青，在辽宁农村待到20多岁才返城，初中毕业就插队了。那时候的日子特别苦，没有书看，也用不着看书，看了也没地方用去。回到北京，跟个乡下人似的，等着街道给分配工作。我们那个时候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能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哪轮得上你挑挑拣拣？
回北京两个月以后，我到一个做电子元件的工厂当工人。那个工厂好多人都是返城的知青，谁也甭看不起谁。我可能属于比较有心的人吧，我一直在自学一些东西。我们这拨儿人文化底子太差，高考我不敢想，但是有文化不会吃亏这个道理是早就懂的。而且那时候业余生活也没有现在丰富，家家户户连有个电视都是新鲜的。
除了看看书，也没什么可干的。
跟你说说我和小珍她妈的事情吧。小珍离家出走就是因为她特别爱她妈。
李强给自己续上一支烟。他的目光在烟雾中朦朦胧胧，坐姿也不再像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刻板、僵硬。
我和小珍她妈是插队时候的同学，我们那时候没有人讲什么“早恋”，根本不懂。就算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明白，也不敢。我们俩是一起回北京的，她分配在商店当售货员。后来她也是靠自学，先是调到一个大商场，当化妆品组的组长，后来当出纳，再后来，当了那个商场的主管会计。我不说是哪个商场了，我一说您准知道，没准儿还去过呢。
我和小珍她妈也是经过别人介绍才好的。说起来也是巧了，本来我们就是老同学，应该说是有基础的。我们那时候谈恋爱，跟现在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程序，大家岁数都不小了，基本条件也差不多，双方的家庭状况也接近。本来嘛，都不是什么特别的家庭，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工人，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一般，没有什么更多可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