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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凯帕尔教授说，“这毫无意义。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引起关照自发的行为。如果某天早上，当他打开报纸看到基督教被取消的消息时，他会想主教将得到什么样的养老金——很多，我想。——接着，他会翻到另一页去看这一天的填字游戏是否容易。如果从报纸上读到他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是死人复活，第二天下午即世界末日，他也许会说没有这些死而复生的人，公共汽车和地铁里就早已经人满为患了，这样的事应该发生在国外某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在美国，火星人进入地球的消息没有被人轻信。里佳美的文章在许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却没有任何赞同的反应。凯帕尔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说美国人比英国人容易接受新思想。确实，美国人不反对新的看法。看法总是会有不同，看法是一种能够应付的东西，但观点，一个总的现点，却可能影响你，征服你。自由的灵魂不会为之屈服。面对一个现点，美国人会说：“啊，是的。”或者“不是。”英国人则说“我不敢苟同”，或有身份的人说：“蠢话——毫无根据。”这些用来反对某一观点的说法就如同中世纪用来反对恶魔的十字符一样，压力顷刻间消失。
但是美国人却没有英国人无视一切的本事。说完“不是”，“是”或否定了一个观点之后，马上就对它不屑一顾，他们在漫画夸张方面的乐趣同他们的真实感不充分一样无边无际。因此哈罗德·里佳美的文章在各大报刊同时刊登，铺天盖地地迅速进入百万人敏锐的思想和语言中。“你是火星人吗？”这是里往美文章发表一周内在汽车里常听到的一句话。“别把我的火星人脾气给引出来”则成了社交场合用来攻击别人的话。一位漫画家在《纽约人》杂志上开始一系列火星人卡通画，立即大受欢迎，广为模仿。歌舞剧场也进行类似的模仿，但结果有些弄巧成拙。各种花样层出不穷。“火星人干葡萄酒”成了鸡尾酒中牌子最响的一种。数百名痴迷的黑人在南部的阳光底下寻找真正的火星人足印。成千上万勤奋的广告设计者们废寝忘食，想方设法来满足各种需要。
哈罗德·里佳美则另辟澳径，写别的东西去了。
3
惟一真正想应付火星人即将来临这件事的只有英国，进行这个尝试的人只有一位：桑德可莱普，出版界巨头。这个努力是在他最信任的人们的反对下进行的，结果这个努力失败了。
桑德可莱普是新闻及生意界最成功的人士之一；他腰缠万贯，对杂志期刊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机智过人，深知自己一枝独秀万人不敌的状况必然危险。他与他那个稍有些幼稚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本达戈在心底都有同样非计划性的发展感和难以说清的统治欲；他们无法相信，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世界将不再由他们来主宰来解释；他们作为威严尊贵的人和与生俱来的自信将荡然无存。他们俩都被这种感觉搅得不得安宁。他们感到迟早一个强大的坚固的东西，一个斯芬克斯，一个涅墨西斯会从某个拐角出现，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是什么，哪里是他们的最后归属。
机敏的本迭戈视那种可能性为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桑德可莱普却很当回事。他喜欢自己这样是个大人物的感觉；他活得越长就越希望相信自己的重要，感觉自己实实在在的存在。他活得越长就越喜欢自己，就越不能忍受那种迟未但驱之不掉的判断感觉。他也难以忍受他那个世界对他毫无抗议的默认，它不置一词、不理不睬，但不断积累的危险；但现在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想到这种忍受可能结束。
夜晚的失眠也影响了他白天的状态。那个糟糕的只是问他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调查法庭，没有任何明确指控，在无穷无尽没有进展的开庭过程中等待着——等待着什么。不用着急。最可怕的就是不着急。但他们能为他省下什么？日复一日，他过着那豪华奢侈的生活，作为伟大的桑德可菜普老爷——除此之外他还能是什么呢？他还能做什么呢？从白天到傍晚，从傍晚到黑夜，最后到床上。然后是那个没完没了的问题。他们在编织什么样的网？
他身边的脸都是礼貌的面具。你问他们：“你在说我？”
“我什么也没说，老爷。”
他谁也没告诉这种不断增强、摆脱不掉的念头，但他的惶惶不安多多少少让大多数助手和雇员看在眼里。是不是有什么一直没有被发现？他们试图猜出来，但没有一个明确的显示，这让大家感到恐惧。显然他害怕懂科学有知识的人，尤其是那种被认为非常精通政治、社会经济事物的人。他们对他在新闻界的影响，在社交中的活动以及他的金融事务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在不动声色地让他套上绳圈，然后将绳子拉紧？他对行政机构有很深的怀疑。那些公务员，他想，已经知道太多不是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但仍然还想知道的更多。“检查员”一词让他感到愤怒。“又是检查员！”是他那些五花八门的出版物中最尖利的叫喊之一。这些检察员，他坚持认为，是卑鄙的小人，有着狐狸的尖鼻子，穷得靠人施舍，喜欢小恩小惠；总是通过锁孔窗户窥视，沿管道往上爬，从格栅钻进来，在整个公司企业形成一张网。应该时时与他们斗争，挫败他们，谴责他们，讽刺他们。工会和劳动人民想知道，一直想知道的，我想，是干涉和这个伦敦经济学院。在这里他们将什么放在一起，策划什么？计算什么？他们建一所经济学校想要什么呢？这就像在卡片上做记号。
在桑德可莱普老爷的头脑中社会主义是恶意调查的另一个名字。他对社会主义者是怎样一群无伤大雅的，不相关的，教条式的人物，以及他们探究的社会问题面有多窄，毫无所知。他真的认为他们对可以改造的人类社会，一个竞争强烈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清楚的计划，随时准备付诸实施，并要将他和他那样的人驱逐出去。现在，他们可能随时随地会这样做。他在黑暗中拼命与这个想法争斗，但驱之不去。他可能是英国活着的人中惟一相信社会主义到了那种程度的人。
在试图将恐惧具体化的不懈努力中，他将所有教授、政府公务员、检察员、社会主义者、社会学者、自由主义者——各类质问者和批评家——以及说到他们就让他充满仇恨的“知识分子”，还有“左派”、“右派”都混为一谈。他想像他们组成一张世界范围的，复杂得难以置信的、远远看得见的网，并在他。周收拢。而他则从来没有真正看清楚过，无法与之正面交锋。他也从不能把他们拖进光天化日之中。他知道他们一直都在那里共谋，策划，接受指示，传递信息，点头，眨眼，做手势，从事破坏。他们分布各处。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与谁在一起。今天他们是耶稣会士，明天是共济会会员，就连法官和律师也可能诡计多端，很难同他们打交道。和谁在一起都不安全。
所有他的合作伙伴，秘书和编辑都熟悉了他的那些奇怪的思想的时候，那时候他会莫名其妙地望着窗外，然后未然地围着你转，仔细察看你的脸。
有时候他也会与你漫无边际长时间地交谈，谈俄国，德国和中国，还会突然问你一大堆事先仔细想好的难题，存心要把你的灵魂都榨出来。
哈罗德的报道对这样的心理恐惧症就像火把点着干草垛一样。
桑德可莱普老爷听说这件事时，没有一点怀疑，但当他在自己办的报纸上读到它时，才起了一点疑心。它的出现是他最恐惧的事的具体体现和确认。他感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解了。他请哈罗德·里佳美吃晚饭，然后带他去他在温德如城堡的郊区总部，在那里，他用电话招集来所有心腹、手下、侍者、帮闲、女佣、医药顾问、算命者、占星术者、速记员、按摩师、溜须拍马者，以及亲戚。
“事情终于发生了，”他说，“听听里佳美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以前把目标弄错了。肖伯纳、新型商人、无神论者，所有这些人都只是代理人。威胁我们的是火星。听他说，火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在生活中珍视的每一件东西，十字架和王冠、民族与忠诚、道德、圣诞、家庭生活只不过是他们的前沿。我们在这里面面相觑，无所事事，而他们则在那里磨刀霍霍，出生、成长、预谋、策划——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怪物。我问你们：对此没什么可做吗？”
“噢，老板，”棉花琼斯说，他最善于溜须拍马，“任何事情都得做。但要行之有效。这个您不用操心。”
“整个世界处在危险之中。难以察觉的危险。”
“此事关系重大。老板，我们得立即召开会议，就是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直到战略计划和总体事物安排好。老板，几年前您说过：‘危机越逼人，慌忙就越危险。’”
“我这样说过？”桑德可莱普老爷问。
“是的，您这样说过。”
待温德如城堡聚会解散，桑德可莱普极安全地上床休息时，已经是白天了。他的精神越来越镇静。但在所有效忠他的办事处、机构组织里，严肃的疲惫的人们互相出谋划策——谁也不会出卖谁——设计如何应付老板醒来后叫他们采取的行动。
棉花琼斯在总部他的房间里绞尽脑汁，突然间认识到桑德可莱普的神秘的敏感系统。两个年轻的电梯服务生停在二层楼交换信息，没有注意到他已走进电梯。其中看上去更年轻、更机灵的那一位脸上毫无表情地说道：
“吉姆，你听说了吗？老板终于疯了。”
“真的？”
“真的。”
“这事迟早要发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