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宝哈哈大笑：“美丽，你真的听清楚我们的赌局了吗？林凤凤现在已经是经理了，又是SC那样的大外企，又是专业性那么强的银行信贷部……”
“是啊，事实上，这个赌局半年前就开始了，现在赛程已经过半。”张一鸣附和道，“SC好歹也在陆家嘴的黄金地段有一栋自己的大厦吧，又不是普通的银行，它的人事变更可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人家老外不吃这一套的。”
“所以才公平嘛！”郭美丽依旧亢奋，“这么好玩的事，你们怎么不早点跟我讲？太不够义气了！”
“行！”张一鸣笑道，“现在正式邀请你入局。下注吧！‘金融版杜拉拉’和我们的超级小安，你赌谁赢？”
“当然是小安安！”郭美丽欢快地答道，“你们两个大老爷们欺负她一个，实在太没风度了。”
“有意思。”小宝摸着光亮的脑袋，显得很满意，“现在开始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要是有快进键就好了。哈，到时候我该让两位美人为我办什么事呢？这个机会可不多得啊。”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若小安淡淡地笑着说。不知道是混着喝了好几种酒的关系，还是听了刚才三人的一番对话，若小安只觉得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次打赌、一个游戏，但对她而言，意义重大。不是游戏。
其实，她不让自己这么辛苦，一样可以过得很好。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听天由命嫁个男人。她甚至也可以做一个家庭主妇。但一定得有事做，未必要影响力很大，只要有体现她价值的地方，哪怕开一个小花店，开家咖啡厅，也可以弄得很有品位。她就是不能每天除了带孩子便是修指甲做美容。
实际上，郭美丽是能够理解若小安的。她这一路也走得不易。2003年，郭美丽的零售系列草创一年便遭遇非典；2006年，定制系列也是刚刚起步，她又陷入一场风波——被传与某位被双规的领导有染；2009年，她作为设计师的身份终于得到巴黎人的认可，但她的另一个身份却愈发见不得光了。一个女人在现世生存中常常被逼不得已，这些最终导致了郭美丽后来的行事风格日显硬朗。
“谁怕谁！”郭美丽几乎拍案而起，她紧紧攥着若小安的手说，“我挺你！一定要给咱漂亮女人争口气！”此刻，郭美丽不要别的，她只要若小安赢，只要再一次向男人们证明漂亮女人们的手段，这不是游戏，而是一个女人的尊严。
张一鸣大约能猜到郭美丽的心思，于是暗暗叹了一口气。
可是，这一切又如何说给别人听呢？有很多时候，不是不想说，只是说了也未必能被理解，干脆闭嘴。张一鸣相信，若小安也有一段不知该如何向人诉说的过去。比如，初到东州的那段日子，也就是在桂湖边遇到老傅之前的生活，若小安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一个字，甚至已经被她掩埋得无迹可寻了。
现在，她终于成了这个样子，千锤百炼。
去SC，斗垮“盗版杜拉拉”，或许是其他人的一个游戏，但对若小安而言，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嗝屁了。
一阵七嘴八舌后，包厢里突然毫无征兆地安静了下来，四座无语，各怀心事。
认真地想了想之后，小宝对若小安说：“打赌事小，股票事大。鉴于眼下鸿海处境不妙，周和平又是林凤凤的大客户。小安，你要整林女士我没任何意见，可千万别对鸿海下狠手啊！我的鸿海A股还指望着SC来解套呢！”
张一鸣乐了：“鸿海这块烫手山芋，也不是谁想吃就能吃到的。小安自然知道分寸，对吧？”
“两败俱伤肯定是没意思的。”若小安笑着说，她立马就想到了问题的核心——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周和平，就是这个人。
第7章 所有欲望都可被量化
2011年2月12日，虽然对郭美丽而言，是场热闹的生日派对，也是一个刺激的赌局的开始，但对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周和平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周六罢了。
周和平没有戴表，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款很老的摩托罗拉手机，塑料机壳上的宝蓝色都快磨光了，这种2G手机现在几乎都没人用了，他用的这款更是停产好几年了，而他宁愿让下属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以高于出厂价数倍的价格收购了十几部同一款的做替换，也不愿跟随潮流。
周和平低头看了一眼蓝底灰字的手机屏幕，晚上六点零五分，和老傅约了六点半在大公馆碰头，时间尚宽裕。他知道这位老友向来准时，所以去早了也不一定能见到，又显得自己太着急。所以，他决定先在东湖路上散散步。
周和平和老傅都是绍兴同乡会的活跃分子，一有活动就参加，他们就是在一次同乡聚会上认识的。别人都当周和平是鸿海集团的独裁者，是性情古怪的房地产巨鳄，逢迎拍马的有之，窃窃私语的有之，冷眼旁观甚至怒目相向的人都有，但在那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绍兴人中，老傅是个例外，只有他会心平气和地跟周和平谈古论今、说茶论道，像个朋友的样子。而周和平也逐渐认了他这个小老弟。
1982年，周和平从东州大学历史系毕业那会儿，老傅初中刚毕业正在小镇上一家五金铺里当学徒，天天和人打架，他们之间有年龄、学历、出身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日后的种种经历也不尽相同，但若干年后，这两个聪明人，一个50后和一个60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房地产业。他们扎进土里，掘金。
周和平对自己一直信心十足，他自傲且自负，连名片上都没印自己在鸿海的职务和头衔，只有光秃秃的“周和平”三个字，比东州市长还牛气。但此刻走在冬天的上海街头，一个又一个行人冷漠地与之擦身而过，周和平孤零零地抬头望了望叶片凋零的梧桐树，一头花白的头发凌乱成一团，他颇有些百感交集。
鸿海集团已经到了生死边缘，这个周和平一手养大的娃，她的生命现在是以天来数的。就这十几天，一笔80亿的账被银行下了最后通牒，必须支付了，如果钱还不到位的话，就要出大问题了。
虽然老傅没有明确告知详情，但他既然说有意帮忙，定然不会诓人，这一点，周和平还是信得过自己交朋友的眼光的。只不过，能帮到什么程度，甚至到底帮不帮得上，还是个未知数。眼下，鸿海集团就是一个巨大的烫手山芋，若不是周和平靠纵横商场多年积累的霸气和圆滑，强行压着，恐怕鸿海在东州的总部大楼，早被大小债主砸光了。明眼人或知道鸿海底细的，都远远躲着他，更别说是伸手来接了。
一想到这儿，周和平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一种不被理解、不受肯定的痛苦，再次将他裹挟而去。这种痛苦的程度，更甚于当年他辞职离开党校时的伤感。
当年，24岁的周和平从东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进入舟山市委党校任教，一干就是五年。虽然天天和各种官员打交道，但周和平始终对知识分子保持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身边的朋友也都称他有古代士大夫的气质，是很典型的文人性格。
可是，这种文人性格很快就给周和平惹了祸。1987年，因为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被停了课。原因是他的言论和授课内容。周和平自认是学历史的人，总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告诉那些基层干部历史的真相。于是，在授课时，他将文革和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做了一个比较。周和平对那些到党校上课的乡长和镇长们说，为什么希特勒在二战中进攻前苏联时，前苏联会在开始时一下子输得那么惨，原因是当时前苏联肃反，将政府机关和红军中团以上的干部杀了一半以上。他更从自己的上万张读书卡片中，找出了具体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论断。
周和平因“出言不逊”被停课半年多后，隐约听说，学校对他的处分决定是将他派遣到一个乡下中学去当老师。他没有等这个决定公布，便自己主动离职了。对他来说，在一群不读什么书、能力不比你高、人品也不见得比你好的人手下做事，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那一年，他刚好30岁。
30岁的历史老师周和平，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老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下深圳的旅程，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那次，他特意在上海中转，抽空去探望了自己早年在东州大学的一位教授。老教授已经退休了，在东湖路的一栋老宅子里含饴弄孙。那是周和平第一次路过东湖路7号，当时它只是近淮海路转角上的一栋老旧的法式建筑，极高的围墙，紧锁的黑色铁门，拒斥着偷窥的眼睛，总之是个非常神秘的所在。当时他便想，里面一定有一幢极好的洋房，而且也一定住着地位极高的人。这是老百姓的阅世经验。
事实上，围墙里面确实有一幢很好的洋房，是1921年造的，设计师是法国人，主人则是犹太人，这个犹太家族有两兄弟，而他们的太太也是姐妹俩。他们做贸易生意发了财，不仅拥有东湖路7号，而且当时的淮海大楼也在他们名下。后来不知怎么的，东湖路7号就归属了杜月笙。
有个传说，说是杜月笙的门人，叫金廷荪的，因为做“航空彩票”发了财而花30万美元将这幢洋房买下，然后作为讨好杜月笙的礼物转赠给了他。一般以为，杜月笙的故居是新乐路167号的东湖宾馆，这也没错，那幢楼房有一度确实属于杜月笙，只是他一天也没去住过，因为他迷信，说是房子有点邪。
1946年，杜月笙又将东湖路7号的房子送给了戴笠，想以此贿赂他，从而坐上上海市长的宝座。不曾想戴笠得了房子后不久便遭遇空难，杜月笙的市长梦也随之破灭了。
解放后，东湖路7号一度是“前苏联驻华文化代办处”的驻地。后来便归市政府所有，据说，1972年它是中美“上海公报”的秘密谈判场所之一，尼克松和周恩来曾在此会晤。
如今，时光荏苒，故地重游，当周和平再次站定在东湖路7号的门牌前时，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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