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若小安1：比苏小小更吃香的女人- 第257部分

连若小安都忍不住问他：“就不怕别人说你垄断吗？”

陈维高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而若小安也没有一味地收取男人的好处，她不仅帮杜天青顺利转移了很多资产到境外，自己也前前后后送了1700万元给他。都是现金交易。杜天青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若小安也不管他，由得他去尽情地攫钱。但放一大笔钱在家里，再喜欢，也终究会坐立不安。这种钱，闹心又烧手。

其实，在若小安看来，贪可以，但完全不必如此闹心，完全可以贪得更有技术含量。所以，她为陈维高单独铺设了一条来钱管道。

简单地说，就好比稿费制和版税制的差别。拿稿费的话，就一次过了。比如海州电厂的人一次送了杜天青250万，相当于别人向他赎买一部分权利。我要拿这块地，你批给我这块地，我一次性支付，高档烟酒、子女留学费用，甚至房子、汽车或名表。但是我把你搞定了以后，这个地方就属于我的了。从此这事就算了结了，除非还有求于你，否则就再无瓜葛。

版税制就不同了，虽然一开始钱不多，但是销量好的话，收入也就跟着水涨船高。这正是若小安为陈维高经营的“生意”。她不主张陈维高直接要财物，人家给的钱越多，放在家里越是闹心，而且危险性也大，随时可能被揭露，拿出来就是罪。虽然若小安可以帮助转移，但如此一来，一笔就是一笔，到底有限。

若小安的方法是，你要发展什么项目，我参与其中。别人会找亲属的公司加盟运作，比如万山地产那次，杜天青亲弟弟主管的公司就参与了“低卖高收”的过程。也有些人会直接由自己或让自己的亲属做项目的大股东。

但是，若小安和陈维高做得更加隐蔽。他们采用代理人的方式。比如石油集团的形象代理与全部加油站的广告投放。石油集团名下拥有近三万座加油站，它们的网络和两万余块标准广告灯箱、挂画等广告投放总额是惊人的。而在选择广告代理商的过程中，陈维高只需要向下面的人暗示一下，哪家公司的产品比较好，那个项目就非常顺利地落到了若小安控制的传媒公司。

当然，与若小安后来获得的总共183家加油站的股权相比，广告代理费之类的，无疑是蝇头微利。

俗话说，唯有源头活水来。简单地收取一笔钱，并不明智，最好的方法是接根水龙头。只要这个项目将来牵涉国计民生，是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需要的，就一定会运作下去。不愁无利可图。

不过，在接取这根水龙头的过程中，也是需要技巧的。首先，得按百分比来，而且属于陈维高和若小安的那部分百分比还不能太高，因为这个牵涉到大局观，以及众人的利益。所以，要，但是要得少，就不会随随便便完蛋，而且政治上又安全。日后，就算陈维高作为正部级干部不得不进行财产申报，也没问题。我做生意可以吧，这不犯法。这就实现了大河没水小河干，小河有水小河满。

实际上，这样的“升级换代”亦非若小安独创，她还没这能耐，不过是顺应潮流，大势所趋罢了。从“稿费制”延展到“版税制”是一种必然。因为前段时间大家该占的地都占了，该批的条子也批了，而且拿了一拨钱在家里藏着也不安全。欲望仍然汹涌澎湃，怎么办？总会想到其他办法。

对陈维高来说，他需要长期经营，因为除了他自己，他还有儿女，然后还会有孙子、孙女，代代相传。就像汉武帝临终托孤，他在退休前，也必得为自己家族的发展寻一条康庄大道。这样的话，就算他退了，也不妨碍其事业的继续发展。

至于，按照“稿费制”的话，别人买断了这个地方盖商场，会依市场规律运营，不能随便来，因为政府要监管，对面人家也可以有竞争，但如果按照“版税制”运作，只要这个项目里有某某高官媳妇弟弟的朋友12％的股份的话，谁还敢跟他竞争，长期有政策倾斜，也就造成了对市场规律的破坏。

类似这样的“后遗症”，就不是若小安能够考虑的范畴了。

陈维高也跟她说：“你不用为明天过分担心，明天自有明天的担心；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若小安想想也对。人们喜欢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当然没错。不过，远虑是无穷尽的，必须适可而止。有一些远虑，可以预见也可以预作筹划，不妨就预作筹划，以解除近忧。有一些远虑，可以预见却无法预作筹划，那就暂且搁下吧，车到山前自有路，何必让它提前成为近忧。还有一些远虑，完全不能预见，那就更不必总是怀着一种莫名之忧，自己折磨自己了。

“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这样你不但比较轻松，而且比较容易把这难处解决。道理很简单：你可以把你的力量集中起来对付今天的难处，不受种种远虑的无谓牵扯。相反，如果你把今天、明天以及后来许多天的难处都担在肩上，你不但沉重，而且可能连一个难处也解决不了……”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当陈维高搂着若小安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海州发生的大事。

2012年10月21日这天，杜天青到海州市中心医院开了五天病假，下午到市委办公楼转了一圈，特意和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打招呼，相约到海滨俱乐部度假。实际上，他是在放烟雾弹。

当晚七点，杜天青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独自去海州机场准备飞往香港，第二天再由香港乘机飞温哥华外逃。但他的行踪已被中纪委掌握，他们的人在机场贵宾室找到了杜天青。当时，他还强装镇静，质问来人：“不会搞错吧？我到香港去出差，是中纪委、中组部特准的。”不过，等对方拿出中纪委对他的“双规”令，杜天青再也无话可说。

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夏天的时候，周子琳突然从加拿大飞回海州，跟他哭闹了一场，主要是觉得他不再重视她，给她的钱也越来越少，弄得她一个人几乎在那边生活不下去了。杜天青当然知道她言过其实了，他给她的钱，足够基本生活所需，只是要想过得多么奢华，自然不可能。可女人就是在危机面前的预感异常灵敏，在杜天青还没下决心彻底弃掉她这颗棋子之前，周子琳就自己跑回来，说了些有的没的。

他当然是安抚为上，小心谨慎地又把她劝回去了。不过，那些允诺也只是说说罢了，他并未打算全部兑现。对周子琳还留着后招。只是，他的后招还没来得及使出来，她便先下手为强了。

周子琳并没有如约上飞机回加拿大，而是偷偷又从机场溜回了海州，当夜就将一份举报材料交给了中纪委。

就在若小安对陈维高说杜天青近来总在赶场的前一个月，实际上，中纪委就已经找杜天青谈过话了，要求他——1、争取时间，把经济违规、违法问题讲清；2、争取立功，宽大处理；3、不要搞串联、攻守同盟；4、不要离开海州或出境。

杜天青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便用了一招缓兵之计。他坦白自己有四大过失：首先，对政府工程项目监管不力，财务部门账目不清；第二，玩忽职守，没能及时察觉下属集体侵吞、挪用税收款；第三，挪用公款，赠送现钞、证券等给有关领导和部门主管；最后，接受名贵礼品。

中纪委副书记认可了杜天青的坦白，觉得他初步交代是好的，态度正确，但还要他进一步将经济、金融问题讲清楚，于是让杜天青边工作边交代。而杜天青一方面跟中纪委的人虚与委蛇，另一方面继续利用若小安大量转移财产，准备外逃，且掩饰得极好，连陈维高和若小安都未察觉他的真正动向，被蒙在了谷里。

只是，生活太多不测，人生的花团锦簇、险象丛生与峰回路转或许只隔着一个岔道，谁能准确预见不可知的未来？而不可知的未来，这六个字对于杜天青几乎是一语成谶，他一夜之间，就从命运的春暖花开走向了冬风凛冽。

第53章　秘密都是定时炸弹

杜天青被“双规”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北京的那座小四合院里。

当时，陈维高正在浴室里刮胡子，他用不惯若小安给他买的电动剃须刀，正皱着眉头在“嗡嗡”声里盯着下颚的一点胡茬发愁。见若小安突然冲进来，神色郑重地说：杜书记被中纪委的人扣住了。他愣了一下，随即舒展眉头，轻抚她的额发，笑着说：“没事、没事的，有我在。”

此时，距离杜天青因涉嫌受贿犯罪被正式刑事拘留过去了不到一个小时。

陈维高拿起那把旧剃须刀，利索地把下巴上那点膈应人的胡渣刮掉了。然后他笑容满面地揉了揉若小安的头发，说：“我回公司瞧瞧，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等我电话。”

她没有说话，走过去抱了抱他，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陈维高匆匆离去。他走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是深秋的太阳，比夏天的那个冷清，又比冬天的那个温柔。他刚刚好。若小安把手遮成个帘子，挡在眼睛前，抬头看了一眼初升的朝阳——他能力挽狂澜吗？若小安不知道。

她把自己关进书房里，跟保姆交代，任何人来找都说她不在。

若小安在书桌上养了一盆“玉堂金马”。有一个声誉很好的算命先生给了陈维高这个忠告：要养一盆黄菊花，且得置于书桌的右上角。他不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么做了，还特意带了盆一模一样的来，搁在若小安的书房里。

此时，她盯着那盆花看了一会儿。忽然，有一片黄色花瓣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无声地坠落。

她轻轻叹口气，把花盆挪开移到了窗台上，只剩一个托盘在桌上，里面赫然躺着一片薄薄的黄铜钥匙，精美好看，很有钥匙的样子。整个书房，也只有书橱里那个毫不起眼的旧樟木盒子上挂着的锁，需要这把钥匙开启。

里面的那本记得工工整整的小册子，若小安不喜欢把它认作账本，她更愿意当它是日记本，记录了他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