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真地问我:“你想见你母亲吗?”
“嗯。”
“做决定很痛苦吗?”
“嗯。”
“很简单的,我可以帮你呀,”他在我耳边喃喃说,“相信我,只要我活着,一定会去找你的。”
“可是,宗次郎,我害怕再也见不到你。”我的眼泪怎么也停不住。
他轻柔地哄着我,垂下来的刘海遮住了他的眼睛,我看不见藏在里面的暗潮涌起的情绪。
晚上睡觉时,他想让我睡个宁神觉,特地点了熏香。带着异香的烟气从炉子的镂空处逸散出来,很快,屋子里弥漫着柔嫩的香味,像咬断花茎流出来的蜜汁,粘稠又甘甜。
我们虽然每晚都睡在一起,可是好一阵子都没有做过亲密的事了。他生性寡欲克己,长期过度激烈的战斗又透支了他本来就不甚强壮的身体,他变得很容易生病,吹个风都会咳上好几天,所以一直在调养。而那晚他竟然主动地解开我的腰带……
他的气息随着身体富有节奏的起伏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平和,我也在他滚烫的怀里沉沉睡去。昏睡前,我隐约听见他说:“一定要等我。”
等我再度睁眼醒来时,看到的不再是我熟悉的摆设。没有他的衣物,没有小香炉,没有案几……我已经不在那间我精心布置的小屋子里了。我躺在一辆疾驰的马车上,身边坐着我神情复杂的父亲。不用问我也知道,我这是要去哪里。从宗次郎出乎意料地点香时起,我就感觉到事情会这样。他和我一样,不喜欢熏香的味道。可是我没有阻止他的异动,而是任其发展,让他替懦弱的我来做一个抉择。我竟卑劣至此!摸一摸肋骨,疼得直抽冷气。我想,他亲手抽走了自己的第七根肋骨,一定更疼。
我转头看向窗外,不让父亲看到此刻的我泪流满面的样子。
昏黄萧瑟的天空下,有比白昼更耀眼的落日。
第69章 第六十八章 向猫头鹰许愿
我终于在时隔近一年后见到了我久违的母亲。
她皱着眉头躺在床榻上辗转,时不时地说着梦话。我走到她身边,感受着她温暖的气息,伸手抚平她眉间的皱起。她的呼吸急促不稳,脸色苍白而憔悴,曾经饱满的嘴唇没有血色,眼角和额间细纹遍布。我摸摸她的手臂,一直顺延到她的手,那么瘦,像枯枝一样。这真的是我那美丽的母亲吗?波特曼子爵家的贵族小姐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难过极了,俯身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妈妈,我在这儿。”
她依旧紧闭着眼睛,喉咙间发出意识不明的回应,身体渐渐地放松下去了。
父亲示意我不要再打扰她了。我最后吻了吻她的手,放回被窝里,捋平被子的折角,便和父亲出去了。
走到门外,父亲点了根雪茄,薄荷的香味飘散在阴冷的空气里。他倚靠着墙壁抽烟的样子,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曾经也以为自己再也看不到了。鼻子突然有些酸酸的。
“她一直都这样,爱犬死后她就全无寄托了,”父亲说,“还好,你又回来了。”
西历1865年的十二月,我回到了横滨。可是,一切再也回不到原点了。
母亲的病情渐渐地有了好转,只是对我的依恋在不断地加重。她需要我长时间的陪伴,只要是清醒着,视线里如果没有我,就会变得极其焦躁。她像个小孩子一样需要温柔地哄着,偶尔会发点小脾气。
父亲请了新的佣人,转手了旧的住所,全家搬到了蒙贝利先生位于高手山地的宅邸。这里环境幽雅,景色怡人,没有人可以来打扰我们一家平静如水的生活。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至少母亲和我不必再承受别人讥讽鄙夷的目光。自我离家以后,关于我的丑闻在居留地已经传播开了。还有一句话父亲没有明说,那就是,任那个人如何神通,也无法再找到我了。
这座东西方风格参半的宅邸空空荡荡,虽然该有的家具一应俱全,摆设精美,采光良好,可是我总能在各个角落里感觉到那个名叫玛格丽特的日本女人的气息和哀愁。有时躲藏在呜咽的风里,有时徘徊在无人的楼梯口。我曾在廊道上,隐约听见嗒嗒的脚步声,追着声音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除了自己以外的人。每到傍晚,附近房子里有人弹奏起圆舞曲,起初是羽毛一样轻盈的安详,接着越发自由奔放,像汹涌的怒海迸发出想要挣脱一切的力量,听起来却意外地抚慰着迷茫空虚的我。这时,我便会爬上最高楼去看日落。黄昏的山色罩在光晕里面,远远望去,是一片惨淡的朦胧。
我想画画。于是,我画给我母亲看。我的画里有一座日式的小宅子,凉棚和秋千架边盛开着我亲手种下的花草,长长的屋檐下是终年阳光不至的走廊,一个年轻的男孩抱着猫坐在那里乘凉。母亲点点头说:“好看。”
客厅里也有一架钢琴,蒙上了一层重重的灰尘。以前,我曾经见过蒙贝利先生站在钢琴边耐心地教他的日本爱人弹肖邦的夜曲。我没有让佣人动手,而是自己拿了洁净的干布细细地擦拭,虔诚而郑重,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一般。我坐在琴后,弹华尔兹,欢快的曲调从我手指间流淌出来,宛如掬起一汪碧色的池水,弹着弹着,我的眼泪也掉落下来。我在美妙的华尔兹里看见了他,带着腼腆的笑,对我伸出手,然后踏着笨拙的脚步和我跳舞。
这座宅邸里有别人爱情的回忆,情绪是会感染人的,用一种直接露骨的方式。比如,想象。
父亲说,蒙贝利先生已经走了,大约不会再回来了。他买下了那艘名叫“玛格丽特”的船,改造成自己的私人轮船,去了很多地方。可是他所爱的人不会再醒来了。
多年后,我在伦敦港口见过他一次,风尘仆仆,面带忧伤,可是精神抖擞,眼睛还是那么明亮。他开始相信东方的灵魂转生说,四处地寻找爱人的身影。人活着,总要有所寄托。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比十九岁更成熟一些。在某个晚上,我突然顿悟了。我跟父母道完晚安,走回房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憔悴而无神的面容时,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个人是谁?真的是我吗?我还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显示出衰老的败势呢?我想,要是这么消沉下去,以后见到宗次郎,他会认不出我来的。
于是,我便清楚地告诉自己,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又开始学东西了,从烤小饼干到做玩具,每天要看一本书,和新来的佣人也相处得很好。可是,我还是很想他,坚信他会遵守诺言来找我。
我们唯一的合影存放在他那里。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让上野先生多洗一张出来,他的理由是,“反正我们会一直在一起,一张就够了。”没有关系,他的模样,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画出来。我当时是那么笃定的。可是渐渐地,随着时光荏苒,我开始恐慌了。他的神态我始终记得,可是影像却已经变得模糊起来。好在,他给我留下了一点东西,让我知道,关于他的一切并不是我少女时期一个孤独的臆想。
生活过得平和简单,我做着和他重逢的美梦,直到几个月后被父亲一席话残酷地打破。父亲决定提前结束任期回国。在饭桌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富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反应,假装没有听见,我心里是很不愿意的,那种疼痛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母亲是很高兴的,她想回伦敦,不过父亲说必须先去一趟纽约州,他还有些事要办。
伦敦和纽约都不能让我高兴,因为我心里装着另一个地方。可是我不能和父亲争执,他的做法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的不自爱已经使我们家在横滨已经难以立足了,母亲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长期借住在朋友的豪宅里终究不是久远之计。
母亲还未痊愈,她离不开我,我不能抛下她。我只能偷偷地恳求父亲让我再去一趟京都,我保证说:“我只是想和他道个别,立刻就会回来,求求你。”当然,换来的是他厉声的驳斥,随即摔门出去,几天都不和我说话了。
而父亲真的就向领事馆提请了辞呈。等待批复的日子漫长而寂寥,我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得好觉。玛格丽特的影子无处不在,我甚至还能在夜半时分听见三味线的声音从她自杀的那间房间里绕出来,紧紧地缠住了我的手脚。惊醒时,我还能清晰地记起睡梦中忆起的她教过我的一句俳句:“有人不爱子,花不为伊开。”她说,可以把这句俳句作为回赠送给那个人。
那个人让我等他,他和玛格丽特一样有着决绝无畏的性格。1866年的春末依旧冷冽,我抱着枕头,躲在床角,瑟瑟发抖。
我住的房间在二楼,有一个单独的露台。倚靠在白石的栏杆边,伸出手可以摸到梨花树的树冠。我很喜欢坐在露台上吹风,看看月亮,这比呆在房间里要舒服很多。庭院里还种着东方的梧桐树,树干是一种顺滑的翠绿,充满欣欣向荣的生气,截然不同于我在欧洲常见的法国梧桐呈现出的灰白色、片片剥落的颓废美感。对欧洲的记忆是在十六岁以前了。而我十六岁的时候还未曾尝试过这种思念蚀骨的滋味,还不曾长时间地等待着有人踏着月色叩开我的窗子,那是因为我还没有过情人。我不曾想过有一天我会为一个乌发红唇的东方少年牵肠挂肚。
我想见他。每夜都为此辗转反侧。
有一个月亮很圆很大的晚上,我在院子里陪母亲散步。树上的梨花已经开得沉甸甸的了,我听见“扑梭”的响声,还有枝干暗哑的低吟。走到树下抬头看,一只猫头鹰瞪着黄褐色的眼睛,站立在树梢上,一动不动,姿态十分骄傲。
我心里一动,双手合十,虔诚地闭目向它祷告。等我睁开眼,像从未出现似地,树梢空空落落,全无踪影,只有不断飘落下来的梨花花瓣。真香。
我和母亲解释说,日本人把猫头鹰视为“福鸟”,据说可以带来幸福。母亲不明所以地摇摇头,没有说话。
实际上,我想起了男孩和他的猫头鹰老公公。也许那会是男孩童年时遇到的那一只,虽然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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