寥数笔，让人从她穿着的款式、色彩和行为举止，一眼就看出曹七巧的俗气与霸气。而当曹七巧失去姜季泽、失去了青春，又被黄金枷锁牢牢套住后，这时：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持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服饰色彩在此时映托出曹七巧希望的灭绝，浑身充满着鬼气与报复。
同样地在《封锁》中，我们看到吴翠远“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服装与色彩显现出吴翠远平凡呆板的生活，也因此她期待浪漫激情的生活，才会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另外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代表着放荡的红玫瑰王娇蕊家居的款式是“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那“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对佟振保而言，可说是致命的吸引力。而在另一处她企图挑逗佟振保的场合中，张爱玲让她身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就在佟振保眼睛为之一亮时，诱惑的是“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
在张爱玲的服饰中，色彩常被用来表现人物个性的载体，对王娇蕊的“潮绿加深粉红”，张爱玲说：“那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够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色彩显示了王娇蕊有着“自我”意识极强的性格，一如张爱玲在形容白玫瑰孟烟鹂的“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单只觉得白……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黑板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膜。”她同时赋与了孟烟鹂“贞洁”的个性，但这“白”对佟振保而言却是“一个很乏味的女人”，他说：“结了婚八年，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相对于《更衣记》脱胎于《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张爱玲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发表于《二十世纪》第五卷第六期的Demons and Fairies，亦和许地山的研究论著有关。Demons and Fairies后来经张爱玲自己改译后，即是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八、九、十月《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该文除了谈及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教在中国外，几乎十之八九都在谈佛教及道教。
许地山正是佛教与道教的研究专家，已故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许地山的研究就十分推崇，他说：“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两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只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两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以陈寅恪在学术界之声望，自是一言九鼎，由此也可见许地山佛、道研究的成果。
早在一九一三年赴佛教国家缅甸仰光侨校任教期间，许地山就开始研究佛教了。一九二年他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即入该校神学院研读宗教，主攻基督教理。一九二三年他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专业。一九二六年学成归国途中，许地山曾特意在印度做短暂停留，就地考察与研究梵文和佛学。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期，许地山又曾两度赴印度研究梵文，并实地考察了不少佛教圣地与古迹。
学者谭桂林指出，许地山对于佛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编写《佛藏子目引得》一书，它填补了国内佛学界的一项空白，为后来研究佛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是撰写了《大乘佛教之发展》、《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等佛学论著。
而许地山对道教之研究，据其弟子李镜池言，是从大学念书起，已有二十五年之工夫了，他曾积二十五年之学历，想要写一部《道教史》，可惜只完成《道教前史》共七章，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还有遗稿七章，为前史之续。一九四一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另一道教论著《扶箕迷信底研究》。
许地山为了写《道教史》，曾要李镜池帮他做《道藏子目通检》，李镜池说：“做了一年多，才把这一千一两百本底道藏及辑要底详细子目，写成两三万张卡片。交商务印书馆排号码次序而抄录册，预备把这稿本再修改，然后拿一册交商务排印，做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丛书之一。”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许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病逝，而几个月后日军占领香港，原先存入商务的稿卡，因之散失，《道藏子目通检》终究无法成书。虽是如此，许地山对道教肯下决心用苦功去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可说是绝无仅有。
张爱玲在港大，据黄康显的文章说，张爱玲当时选修的组别是Group Cl，头两年须修读英文、中国语文及文学、翻译与比较、历史或逻辑，而张爱玲只提及历史教授佛朗士，因此是弃逻辑而选历史。而博学通才身兼新文学作家与学者的许地山，他的服饰史、宗教史的课程，肯定为张爱玲所乐听的。他们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张爱玲“因获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的梦想破碎，因此可能成为学者的张爱玲从此消失，类似许地山式的服装史、宗教史的论著也无从产生。而回到上海后的张爱玲，因只差半年就毕业，于是她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至少拿张毕业文凭”。
但是两个多月后，她就放弃了学业。缺乏经济上的支持固然是主因，但香港的战争显然让她对未来前途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又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务实的职业妇女的生活态度，也潜在地影响着她，于是她选择了卖文为生，作家的张爱玲于焉产生了。
而许地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也就是同年的暑假期间，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道教源流考》的论著，他独自在香港沙田蘗园埋头写作，由于工作过度，积劳成疾，后遂返家养病，但终在同年八月四日下午二时，因心脏病不治去世，终年四十九岁。曾经因缘际会，相逢在孤岛香港的两人，从此再也无从相遇了。
第十二章 完不了的“林语堂梦”
“林语堂”三个字，在还是中学生的张爱玲心中，可说是“成功”的同义词。
也让她开始了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七年，长达十五年的英文写作的梦想。张爱玲在散文《私语》中，曾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说到她中学时代立下的宏愿：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锋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俐落的生活。在中学时代，林语堂给张爱玲留下深刻的印象。“林语堂”三个字，在当时张爱玲心中，可说是“成功”的同义词。我们看同时期的小说家徐，在后来《追思林语堂》文中说：“一九三三、四年，林语堂先生在上海的收入非常可观，主要的是开明书店英文教科书的版费。这也就是鲁迅曾经挖苦他说‘靠教科书发财致富’。我虽然未直接受教于林语堂，但当初中毕业时，读《开明英文文法》，顿觉过去所受的英语教育是错误的，而感到未能向如语堂先生一样的教师学英文甚觉遗憾。开明书店应付的版费数额，由于实在太庞大，因而时常发生争议，最后才折衷为每月支付七百元。那时语堂先生有中央研究院的薪水，也有编辑费，这些把它合起来也不下七八百元，当时一普通银行员的月薪才不过七八十元，而他一个月的收入却达一千四百元。做为一个作家这是非常特别的。”
除了经济上的高收入外，林语堂当时因提倡“性灵”、“幽默”而声名大噪，甚至被冠上“大师”的称号。一九三五年更因赛珍珠之鼓励、促成，他以英文写成的《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大获成功。这使得他的名声更扶摇直上，成为某种国际性的指标。这对当时年仅十六七岁的张爱玲，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加上当时张爱玲受到母亲和姑姑——所谓“轻度知识分子”的影响，崇尚西方；而林语堂在西方获得成功，难免会令其神往。
尤其林语堂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它和张爱玲中学念的圣玛丽亚女校同属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这些学校中成绩优异的学生，有机会到英、美著名的大学深造。林语堂就是在一九一六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由校方推荐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而清华也是培养赴美留学生的基地，当时清华规定：任教三年的在职教师，也可由校方资助出国留学。于是林语堂在一九一九年顺利地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深造。
这条留学之路，曾为张爱玲努力而躬行着。她在圣玛丽亚女校高中毕业后，又随犹太裔老师补习数学，然后参加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考试，以第一名考取伦敦大学。然而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能去英国，才改入香港大学。
在港大期间，她仍然继续做她的“林语堂梦”，她发愤用功，成绩名列前茅。她获得了仅有对文学艺术学生颁发的两项奖学金——尼玛齐奖学金和何福奖。她极有希望在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去英国深造，而这也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她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