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梦龄 李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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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章 败兵之将
1948年秋天，长春城内一片混乱，被围困的十万国民党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大街小巷每天都有饿死的人，关内的报纸说长春成立了“埋尸委员会”。一天，督察处逮捕了一个叫王万富的木匠，他的老婆孩子都被饿死了，他饿得没有办法，就到市场上去诳骗那些饥饿的孩子，把十一二岁的孩子骗到家，用斧子把小孩砍了，把身上的肉割下来拿到街上顶马肉卖，卖了钱，买高粱米。这样的事，我不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民不聊生”啊，“饿殍载道”等等都不足形容当时长春饿死十来万人的凄惨景象。
守在长春的部队计有新七军和六十军，加上吉林保安旅，骑二旅和警察总队等。这些部队的士兵饿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军官们依然如故，吃得脑满肠肥，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躺在白骨堆上享乐。
长春守军没有力量出击，期望辽西战役打好，能有援军到长春解围。蒋介石给郑洞国的电报指示：“固守待援，相机出击。”待援是可以的，出击是办不到。给养没有，士气低落。士兵把长春当成“坟墓”，军官揶揄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
这种情况下，我在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①工作已没有什么劲头，加上我与处长张国卿还有一些私人意见，9月，我就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随即，保密局长春站②站长项迺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当然，南京保密局不会不准的。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两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特务而成立的，一个少将组长，四个中校组员，还有一部电台。由2月到9月，这支特务武装便垮台了。我这个组长已没有工作可做，只担个名领几个薪水和给养而已。
离了督察处，我是“无官一身轻”。每天自在逍遥，整天吃喝玩乐。虽然饿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还保持正常。我的习惯，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国面粉、猪油，或者芝麻油，鸡、肉不断，一些小特务给我到处搞吃的。我在外边也有一些应酬，所到之处也都是大酒大肉。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没有大型舞会，就组织家庭小舞会，轮流在各个“公馆”举行。这个太太，那个小姐，乱七八糟，自己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为玩弄女人的诱饵，这时我的生活毫无拘束，心想：反正快完蛋了，八路军一来，一切都不属于我，为什么不得乐且乐呢？
北平家中接二连三地来电报催我速回，二老婆郭依平给我来电报说：“老太爷叫你赶快回来，再不回来，就是不孝。不然，我就到长春去找你……”一些朋友从北平、天津都来信问候，望我早日离开长春这个危险地区。从关内寄到长春的信是空投的，长春往外寄信是寄不走的，只有用电台发电报，我利用空军的电台发这些私人电报。特务电台不能随便乱用。我回电报告诉他们：长春四面被围，飞机场已被八路军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飞机，只要有飞机我就走。这是项迺光与我说定了的。
9月中旬以后，各地战况非常不好，天天是打败仗的消息，不是这个地方丢啦，就是那个县叫八路给占了。消息来源于收音机，还有沈阳“东北剿总”的通报。南京保密局也给长春站来了电报，指示：能潜伏的立即潜伏，不能潜伏的向沈阳疏散或到北平集中。九月底，我与项迺光商量，我要化装经四平去沈阳。项迺光说：“你走，我先向南京局本部请示，我不能同意你经过四平，你忘了，南忠信（长春警察三分局局长）到了四平，来信不是说得很清楚嘛，公主岭及四平等地的八路军卡哨都询问你的行迹。由此可见，八路军要抓你，你还自己送上门去了。”
我一想，这么走的确危险，认识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长春召开的军民大会，庆祝蒋介石就任伪总统，有六七万军民参加，我是这个大会的警卫组组长。我站在大会门前的警卫车上，虽然穿着便衣，却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会后对我说：“你还怕八路不认识你，站在汽车上自己贴布告呢！”
长春如果失守了怎么办？我与项迺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迺光对我说：“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七军的三十八师，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
我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迺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我、项迺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相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我又叫医生给我弄了一些吗啡、疲乏崩，我吸食鸦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处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陈牧对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案子可办了，政治案件都处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几十个人都是刑事犯。外边有人说，八路军就恨督察处，督察处就是关督察长，和两个陈主任，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寿岚。这话也不假，咱们过去怎么抓人家，审人家，杀人家，将来人家如法炮制。所以，有政治犯还要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对呀，能杀就杀呀！宁可自杀，也不叫他杀。”我又接着说，“咱们手中连自杀的东西都没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应该预备毒药棉花，必要时往嘴里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复，在汉口抓了一个日本战犯，少将级的军官，押在咱们的看守所，入所之时，没有认真检查，他带了一块毒药棉花，什么口供也没有就自杀了。老板（军统特务对戴笠的称呼）当时在北平发了一顿脾气，说这个看守长无能。”
“这个日本战犯把毒药棉花放在哪里啦？”陈牧问。
我告诉他：“放在军衣贴边儿，没法查出来。后来，我在北京担任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长，我对看守所所长说：‘抓来的八路和日本战犯一进所就要把衣服脱光，另给他们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们先洗个澡。’这样什么事也没出过。”
没有几天，沈阳“东北剿总”二处处长郑兆一给我和张国卿来了一个电报，说要在长春布置潜伏组，原来的方学儒那个组已暴露身份，无法潜伏。求我们在长春给物色个组长人选。我找了徐克成，他是伪满的秘书官，后来又为我们做过情报工作。当时在长春赋闲，他的家在长春住，长春的社会关系多。他愿意干。我与张国卿便给郑兆一回了一个电报，把徐克成介绍给他。10月初，由沈阳用飞机给徐克成这个潜伏组空投了干电池，密电本等，并由我代向长春后勤第十六支部给徐克成领了半年的经费，半年的粮食。
同时，保密局长春站也布置了潜伏组，组长吴殷强，他年龄大、稳重，在七马路开了一个粮米加工厂，扮作商人，很像。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迺光找我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5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对于这些事情，我没有意见。
为了便于紧急行动，督察处的内外勤人员都命令搬到处内住。我内心并不紧张，听说蒋介石到沈阳亲自布置一切，我认为最近可以安然无事。我每天接触的新七军的军官们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长春有这么多军队，两个军，六个师，上校以上的军官有几百，我怕什么？天塌有大个，过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块；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着过分忧虑。”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锦州被占，切断了沈山交通，使华北与东北交通断绝，使东北的守军成为瓮中之鳖。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5日，我看见新七军的所有大小汽车、卡车一律试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动的样子。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我33岁的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公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给我祝寿，我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过生日，叫外人知道说闲话，如果要聚会聚会，就到我这儿，找几个朋友偷着吃一顿，我请客。”
于是魏占元找来了几个朋友，我叫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不算烟酒饭，花了七八百亿元，算在一起有九百亿元。酒醉饭饱，尽欢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刚上床，床头的煤油灯罩炸了，我心中颇不高兴，谁也没碰它，这个灯罩怎么会坏了呢？早不坏，迟不坏，偏在过生日这夜坏！太不吉利。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七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六十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七军的防地可以通过，六十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七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七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