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提我到前楼的审讯室。那个姓郭的与往日不同,进屋就喊:“你不老实!有许多问题打埋伏,欺骗政府。你考虑考虑,还想争取不?你经办的案件那么多,抓了好几百人,你都交待出来了吗?别人交待了,你还在这装没事呢。对你这样的不能客气——砸上脚镣!”
接着事先布置的两个看守,把我叫到走廊,给我戴上了脚镣。再什么也没有说便叫我返回监号。戴上脚镣不让站着走路,叫弯腰手提脚镣走路,这样可以没有声音。回到监号,同屋的五个人都感到惊愕。我坐到原处思想极度紧张,情绪紊乱,忐忑不安,内心十分怨恨政府。心想,我这是自作自受,谁叫我自首呢?这就是自首的结果。我的脑袋太简单了,这样的下场叫人笑话。陡地,我想起一个日本歌子叫《秋词》:自己做错怨不得人,自作自己受;兴奋的歌声,热情的泪流,永远没有归期……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一辈子走错了这步路,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真是羞愧难当,不如死了好。我想起在楼上墙壁里藏着的被服线,可惜没有带下来,自杀都困难了。活着难受,死又不能死,闹得死不死,活不活,天哪!我关梦龄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了。
我又想,如果我从解放团上火车到沈阳,沈阳解放到北平。我真的走不了吗?难道说长春这么多特务,就没有一个人逃走了?既然有人逃走,我为什么不能?想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已成空中楼阁。我自首受了这样的罪,叫军统局的人知道,他们会指责我说:“好哇,关梦龄叛变组织,投降奸匪,把自己同志检举了一二十人,把潜伏组织出卖给敌人,结果他自己被戴上脚镣押了起来,这就是没有骨气的下场!”
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反省。晚上睡觉,脚镣把被里划破了;一副冰冷的铁镣挨着小腿,真是不舒服;夜里小便,还不准脚镣响,要轻轻地拿起来,提着,走到尿桶跟前,慢慢地把脚镣放在地板上,再小便,便完再轻手轻脚的回来。脚镣给我的威胁太大了。
一天夜里,我对身旁的张逸民说:“你修修好,把我勒死吧,我受不了这个罪。”
“拿什么勒呀?”他反问我。
“把我这条毛巾撕成两条,接起来,缠在脖子上,扎一个死扣,一勒,就能勒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装不知道。”
“我看你在外面很有两下子,现在怎么这样糊涂!你想想,咱们两人紧挨紧睡觉,你勒死了,我不知道,人家能相信吗?”他不同意,又说,“打官司,戴一副两副脚镣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马金刀换来镗鎯脚镣,没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不要难过,脑袋掉了才碗大的疤瘌。你过去怎么押人家了?怎么给人家戴脚镣了?心宽绰一点想,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他说枪毙,就上汽车。振作点,别叫人家看我们太孬了。”
又过了两天,看守把我提到办公大楼。还是那个郭股长,叫我写材料,专门写督察处抓人杀人——我经办的案件。我说我都写过了,他说不行还得写。他叫我到一个大屋子去写。屋里没有外人,都是督察处的特务,有杨绍林、董顺球(他们二人是情报科的前后科长),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审讯主任,接我任督察长的陈牧,少校督察郭子襄等,坐了一大屋子,都在低头写材料。把督察处的特务集合在一起写材料,那是暗示我们:自己不写,别人还写呢!并且叫别的特务知道,关梦龄已经戴上了脚镣,如果谁不好好写,也一样戴脚镣。这些作法我很明白。郭股长告诉一个战士:“给他拿纸,叫他也写。”我拿了一打纸,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边,我想了一下,把已经写过的案件又补充了一些。我写几页,郭股长就拿走几页。我一直写了三天,才把这些案件写完。比过去又多又全面。
3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看守所把扩音机打开,播送长春市追悼被害烈士及无辜死难人民大会的现场实况。大会由长春市市长张文海主持。大会的会场设在中央银行前面的广场,也就是公安局的门前。会上陈列着烈士的棺材。许多烈士的遗族穿白戴孝追悼被害的亲人。张文海市长主祭,读祭文,我只记得有:“长春督察处是人间地狱……”接着烈士遗族上台控诉匪特的杀人罪行,要求政府对杀人的刽子手,督察处的特务依法惩办!“点天灯!”“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群众的呼声响彻云霄。我在监号听到这些声音很难过,当众痛哭怕人说装假,我偷偷地掉下了眼泪。自己是杀人的刽子手,是指挥特务杀人的元凶,内心不能无动于衷。我想一死了之,良心受谴责,精神上不安,加上戴的脚镣,多方面不好受,不如死了。
大会结束时张市长说:“烈士的亲人要求对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点天灯’,这个办不到。人民政府没有‘点天灯’这一条规定。但是政府一定依照法律来惩办这些杀人的凶手……”
我心想,人民不答应政府,要求惩办我们,我的材料写完了,戴上了脚镣,等着枪毙吧,不被“点天灯”就算便宜了。然而真若枪毙又害怕了。矛盾非常,心绪不宁。
大会之后,我们这屋的张逸民特别恐惧,脸一阵白,一阵青,他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意思是他的脑袋保不住了。
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都没有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地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说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1938年6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吡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4小时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现在既然反了革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命理论还要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人在交谈什么。
杨股长说:“关梦龄,我们今天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些事情。这也是立功赎罪。你要好好的提供。”他说完就对那个干部说:“我还有事,你在这儿谈吧。”
这位干部有三十二三岁,白脸,很瘦。他让我坐下。我戴着脚镣感到很难堪。我轻轻地把脚镣放到石灰地上,地上依旧发出了叮哩啷 的响声。他拿出一盒纸烟,给我一支,他吸一支。接着他问我的经历。他对我在军统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他随意地问,也不记录,就像闲谈一样。我观察他的言谈行为觉得他不是审讯案子,而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罪行。我一边答复他的问话,一边端详他这个人。他是个什么干部呢?
“你写的‘国特内幕’,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看过《腐蚀》这本小说没有?”
“看过多次,是沈雁冰写的。”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
“对特务的一切他下了不少工夫。不与特务接触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东西的。”
“你看《天字第一号》的电影了吗?”
“看过,在1947年2月于北京看的。我在解放前不怎么看电影。因为这个片子是宣传特务工作,一些军统的人叫我去看,我才看了一遍。”
“怎么样?”
“作消遣解闷倒可以。从特务技术上说,那是谈不到的。因为导演屠光启对军统特务知道得太少。编剧的人凭主观想象搬到银幕,给社会上的小姐、少爷们当故事看可以,因为他们不懂沦陷区地工是怎么个搞法。看完之后大加赞赏。可是叫我们这些特务一看,就知道是胡扯,没有价值,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特务的活动规律。”
“怎么不合特务规律?”
“比如说《天字第一号》把收音器藏在古瓶里,这是不应该的。古瓶是人们欣赏的东西,客人来,要拿起古瓶仔细端详,十分容易被人发现。通常可以把收音器放在沙发里,茶几的下面。再有,电影上一个情报员化妆成有钱的少爷,另一个情报员化妆为乞丐,少爷走出公馆的大门,乞丐向他乞讨,这个少爷很慷慨地给了他五元钱。这个纸币的面额太高了,应该给一些零钱,别人看到不会惊奇。还有女特务要从沦陷区脱逃,在临走之前,她计划把司令、参谋长都打死。她用了一个离间之计,说这个参谋长通国民党,当司令申斥这个参谋长的时候,她给了这个参谋长一枪,接着大声说:‘您何必亲自打他呢?叫我们去办吧。’”
“她这是给外面的警卫人员听的,使外面的人以为是司令用枪打死了参谋长。接着她又要打司令,司令一看她要打自己,也找枪,她匆忙之间给了司令一枪,没有打死。她急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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