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军统,他是中统,在外边你们就认识,现在你们在这里还交换情报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的心非常抵触。
他很严厉的批评了半小时,叫我回到监号立正站着,不准睡觉。我回到监号立正站在铁栏杆边。看守战士对我也严厉起来,不准我动一动。我一再压制心中怒火,我记住“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这句话。光棍不吃眼前亏,忍耐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论如何绝不能因小失大。内心的气愤无法形容。我想起1946年被押特务看守所。当时的看守人员对我十分客气,同囚的特务张霞飞对我说:“你看看守对你多客气,像你的勤务兵。他希望你出去派他一个好差事。伪满时,我也住这个监狱,现在我又住这个监狱。过去因为抗日,现在因为贪污,将来八路来,我还得住监狱,因为反共。我这一辈子住监狱很习惯。伪满时这里押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人,连哈尔滨共产党办事处处长林枫都与我在这里押过,直到1945年我们才一块从这里出去。当时这里的看守厉害呀,对犯人非打即骂。后来大家对这些看守说:‘告诉你们,你们的洋爸爸长不了,小心你们的后事!你没问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他们有点老实了。据说明朝有一个总兵元帅被人陷害押到监狱,他一进牢房,看守便叫他跪下,并往他身上小便,尿了他一身。他说:‘吾曾统兵十万,不知狱吏之尊。’在外面不管你是什么王爷、侯爷,押起来就是犯人。”
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7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捣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20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吃饭,怕吃饭之后拉在屋子里。作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里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场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开斗争大会,那时最好是被枪毙,脑袋上鎚一个眼,死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新斋两手戴着手铐,还铐在后面。吃饭有困难,大便不能擦屁股。他头也肿,脚也肿。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男的怕腿肿,女的怕头肿,现在他头腿一齐肿,我看完了。我呢?什么病也没有,想死不能。可不可能在放便的时候假装逃跑?那样看守的战士一定开枪。这个法子也不好,假如一枪没打死,把我腿打断了,成了残废,死又不能活又受罪,岂不画虎未成反像犬。怎么样的死呢?每天晚上手淫,无数次的手淫,可以吐血死去。这种法子很慢,传出去太不好听。死,我不犹豫,不要在死时闹出一些下流的勾当,给人们留一些谈话的材料,那就不是好样的。死也要死得漂亮。不过想不出漂亮的死法。咳,成了犯人还是人吗?
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知哪个犯人抓住了一个苍蝇,在苍蝇屁股上塞了一个半寸长的小纸条。这个苍蝇到处乱飞,飞到我们这个监号,我们谁也不敢理。一个看守战士发现了,他把苍蝇抓住,一看苍蝇屁股上有纸条!虽然纸条上没有什么字,还是追问是谁搞的?我们五个人都说不知道。那个战士姓富,他的意思是我的嫌疑最大,他问我,我当然不承认。他一口咬定是我搞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同号犯人证明,他也不相信。我心想,我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犯人呀,要整我随你们的便吧。
每天发下来的报纸,一个号一个号的往下传看,但我不敢看。有一天传看报纸,看守战士发现报纸上有个小眼。他追问这是谁搞的?没有人承认,有人说这是原来的。但是不行,就这个问题看守所也来了人,追问在报纸上弄个眼儿是什么暗号?始终无人回答。从此报纸传到我这屋,我不敢看。我怕报纸破了一个口,或者碰坏了一小块,追问起来,三个“为什么”,我是答复不上来的。我宁可不看报,少找这些麻烦。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年1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29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
一次,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的干部很年轻,甚至有的比你们的子女还小,你们难免会产生对他们的轻视。他们问话,你们不愿多说;写材料有一些句子不写上去,认为他们看不懂。这都不对。我们是有组织的,他们可能看不懂,可是我们有人能看懂。所以你们写材料要详细写;他们问你们话,你们要做到知无不言。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对我谈。”经过那次谈话,对照这些日子对我的处罚,我感到上下不一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6月底的一个上午,郭股长提我到前楼审讯室,他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说:“这些日子你的思想很消极,什么材料也不写了,也不请求谈话了,你就这样争取吗?你不请求政府谈话,我找你来谈话,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在监号内不守制度犯了错误,受到处罚是应该的,论我的罪枪毙也是应该的,我毫无怨言。”我认可枪毙,也不能接受侮辱性的处罚。脚镣,刑具在某些犯人身上起作用,但是对我不起作用。这一点有些政府人员是不理解的。
郭股长接着说:“今天叫你写一份材料,写军统局的沿革。这个材料你过去写了一个轮廓,这次要全面写一下,有关年月要写清楚。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先回去想一想,明天再写。我回到监房想了一天。对于争取的问题,我反复地考虑了一番,“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这个方向不应改变。现在正在争取的路上走着呢,还没有盖棺论定,因此自己不能半途而废,要大步赶上前去。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把这部分材料写好。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②,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主要的东西没有遗漏,但是我给政府写了一个建议:“这样大的材料,仅就我个人所知太不完整。军统局的特务谁也写不完全,因为地区太广,组织太多,好几万特务。我在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特务就不了解。因此,为了把这部材料写完整,写系统,我建议,把在押的特务,如:印匡时、刘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十个人提出来,集体提供材料,一块写。这样就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材料。”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先说蒋介石为什么成立军统局?这就占了一页,后边就说军统局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其他什么也不写。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你写的那个建议我们看了,必要的时候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由你执笔担任主编。”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7月7日看了毛主席的新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很重要,深入浅出,容易看懂,对我们这些反革命犯很有关系。文章引用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我把文章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
这些天看不见张看守长了,内心感到很舒服。可能是调走了,由朴看守长负责。朴看守长是朝鲜族人,见人就笑,大家不害怕,有事也敢请求。听说张看守长是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年头很多,因为没有文化,只看守长这个工作就干了十几年。他40多岁,在工作上归22岁的郭股长领导。张看守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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