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他,他看见了我,也没敢打招呼。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没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门外站着,不干涉我们的事。我问他:“怎么过堂?我还没来过。”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转来的,还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问一下。要过几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决定了,到这走一个司法手续,没问题。”他来过几次,很有经验。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法警进来叫我的名字,我跟着他上楼,楼上有个屋写着“刑一庭”。拐了一个弯,进到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有记录的,只有他和我。他说话很和蔼,先问我的姓名、反动职务、历史,最后问我的罪恶。
我说:“长春军统特务机关先后杀了130多人,都由我负责。我是杀人刽子手,一切由我承担罪行。”
“不要这样,我们审讯是实事求是的。不要离开事实说话,应该由你负什么责任,你就负什么责任,不要笼统的都由你负责。你在特务机关还没有独立人格,你还不能决定杀人的问题。不过你的罪很大,你是协助处长张国卿杀人的,杀了40多人。内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员30多人,对不对?”
“对,对。”
“你在1947年,收集了第六纵队的机要文件300多页,呈给东北行辕二处,受到了奖励,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没有全问,只把主要的血债问了问。我都承认了。他把我的材料摆在桌子旁边一个凳子上,低头翻看。一边翻一边问,按照我的坦白材料问,一点出入没有。问了有一个小时,他把材料放下,又说:“你把1948年10月在吉林向公安机关自首的思想谈一谈。”
我说:“长春解放那夜,我参加突围,没有达到目的,就混到新七军的尉官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团,还想再逃沈阳。一看沈阳也要解放,如果沈阳解放,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奇*书*网…整*理*提*供'我便决定自首。第一,这是好汉思想,自首来的,比用小绳绑来好得多;第二,投机想法,没有像我这样大的特务敢自首,我开创这个先例,共产党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杀。听说还有宽大政策,我试一试这个宽大政策是怎么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务技术,共产党还可以用我来做军统特务的工作。基于以上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没有进步的想法?”
“没有。”
“你写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实。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来处理你的案子,你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讯问笔录上按了手印,并把审讯记录给我看,我拿起来没看,又交给了他。他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对!”
回到候审室,刘荣第也过完堂了,我们又谈上了。他说:“我在二月底从市局到的监狱,几乎天天到法院来过堂,写材料。我过几次堂了,大概快结束了,我希望宣判,好参加劳动,在号里蹲着可太难受了。我宣判以后,到你们那儿行不行?”
“行呵,我回头报告张管教员一下,就可以调你来。”
过了两个礼拜,刘荣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后,就向张管教员报告,说刘荣第是反革命犯,已判刑,能画报头(当时我们出壁报无人画报头),还能搞文娱。于是便把刘荣第调到橡胶厂来劳动。开始,做零工,画报头,帮我做一些壁报整理的工作。
刘荣第只判了10年,他争取得好。不过他的罪没有我大,他没有血债,他没有抓过地工人员。这些,我都不能与他比。
又过几天,我被提到法院。开庭先提我,一进屋看到上次审讯我的那位法官,他站在讲坛后面,没有别的人。他对我说:“今天宣判!”
我站在他的对面,讲坛的前面。他拿着一张判词,念给我听。我心中非常忐忑。过去看小说形容一件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常常说“如同法官宣判”,这个经验我现在体会到了。判我什么刑呢?希望不要念判词原文,先告诉我判什么刑,我就放心了。
这位法官先念了姓名、年龄、反动职务、具体罪恶……,又念长春解放后,自首于我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②,前记事实被告均坦白不讳,并有笔供、口供及起诉材料为证,可认为真实。查被告系蒋匪特务骨干分子,长期效忠蒋匪,刺探我方情报,暗杀我地工人员,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在解放后,不仅向我人民政府自首,彻底坦白罪行,且能检举别人,并协助我人民政府捕获反革命罪犯数名,有积极立功赎罪表现,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四两款后半段之规定,特减轻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自1948年10月26日至1963年10月25日止。”
读罢以后,我高兴极了,感激的眼泪当时便流出来了。
这位法官叫赵树祥。他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我特别宽大,我永世也忘不了!”
“好,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好好争取,还可以减刑。”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回到了候审室。一进屋,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两手擦眼泪,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这回完了,判了2年,唉……”哭得很痛心。
我判了15年高兴得不得了,他判2年这样难过,真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回我对公安局那些干部从内心感激,郭科长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共产党不骗我,我今后要更老实!我应该判死缓,监狱里比我小许多的特务,比如警察四分局长杨双贵,没有血债判死缓。派出所所长李树阳等人,下级警官,都判了无期。我虽然争取的很积极,但我的罪大呀!这个15年真不容易呀。
下午,坐法院汽车回监狱。在汽车上,我决定判15年这件事不对犯人讲,以后再说。因为一讲,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认为把我判轻了。回到监狱,刘英伟问我判了没有?我说判了,判15年,叫他不要对别人讲,将来判词来了再说。因为他管生活,凡是判刑的都要填到犯人刑期表上,这个表在管教员室,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他。他对别人没有讲,我内心愉快,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一算15年,从1948年起,这才5年,还有10年。我写明还有10年才能回家。张管教员一看我的信便说:“你写15年干什么?就说改造好了就回家!”
我知道这封信不是女儿的意思,是她妈妈的意思。我老婆虽与我离婚,但是现在还没嫁人。这次来信问一问,如果在近期出去,复婚没有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出去,她就要嫁人了。孩子在信上说:“我妈妈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住在宿舍,我常去看妈妈,我们娘俩在一起吃饭……”
我写了封信,含含糊糊的只说我很好,改造好了就回家。这信会给她们增加许多疑团。没有办法,判了15年我还很高兴,可是告诉家里,她们一看,15年,唱了《武家坡》了——18年见面人都老了!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好在她与我离婚,由她的便吧。
市公安局不断来人提审,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是一听说市局的人,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有什么话都想说。有一个姓王的,胖胖的,见我就笑,他了解一个问题,我提供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判了刑,还要好好争取,争取得好,还可以减刑。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直接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能够改进的就改进,你有意见可以对我谈一谈。”
我想了一下说:“在监号里的犯人,半夜有了尿,憋得难受。我有两天,夜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如果每个屋放一个尿桶,就没有这些困难。”
他掏出了笔记本写在了上面,“这事可以办,每个屋子设一个尿桶。过去没有吗?”
“没有。”
他又问了犯人的生活,犯人对政府的反映,我都具实的谈了。
7月份,我从外帮组调到记录员组,担任配料工作。就是到缝纫车间把缝好的鞋帮领来,再转发给里帮组刷胶。这个工作不累,接触的人多,每天要到缝纫组去几十次。缝纫组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带着出入证在监狱满院子走。
8月份,我们橡胶厂排演大型话剧《升官图》。男女犯合演,我是剧务。每天晚饭后排演,一排就排到十点钟。男犯女犯共30多人在一起排剧,严禁说笑,不准谈排剧以外的话。出演之前,到街上租的结婚礼服,花20万元,由政府开支。又发动犯人借了许多西服。这个剧10月1日出演,演出效果尚好。10月中旬,我们这个剧又到监外的第一劳改大队演了一场。
由于长春监狱归市公安局领导,在一个全监大会上,市公安局的高科长高心鲁来此作报告。看到他,我便想到贪污自杀的王恒烈,想到我的这位盟兄弟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他报告了一个小时,在台上拿着报告底稿,讲得非常清楚。我心想,高心鲁真行啊。几千只眼睛看着他的脸,几千只耳朵听着他的声音。我算完了,希望高心鲁好好工作,多给人民做一些事情。
大会之后,刘英伟问我:“你认识高科长不?”
“不认识。”
“咳,他是王恒烈的表哥,你不认识高科长,我才不信呢。”
“认识也只是吃饭的朋友。”
“高科长住在这,监狱由他具体负责,他是第三处的科长。”
我更明白了,由这儿高心鲁不断出现在车间。有一晚上,他见到了我,向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各怀心事,尽在不言中——私人关系存在,敌我界限也要划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切。
我认为来到橡胶厂改造得不错,因而产生了自满思想,事情终于发生了。长春监狱的犯人分三等九级,另外还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坏的是等外。一等是红牌,二等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