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下中等，黄牌！一对照别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对刘英伟说了：“咳，咱们不行，这么争取，才二等三级，太落后了。张泰顺还二等二级呢。”
一些不平不满的话由刘英伟报告了张管教员。张管教员一听，对刘英伟说：“关梦龄二等三级呀，我大意了，回去调整一下。”刘英伟又把这话告诉我了。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天天在他身边干活，他能不知道？内心十分抵触。认为管教员对犯人这样考核不应该。
一个叫于作舟的老犯人背后对我说：“老弟，你为什么不满意二等三级呢？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你不吱声，以后张管教员自己想到了，会给你提高的。你对刘英伟一发牢骚，这就不太好了。”
这时，由于我负责搞文娱，有几个出风头的反革命犯不断与我一起吃东西，穿我的棉袄，穿我的毛衣，在一起谈一些私人家庭的话。这些人在长春解放前认识我，比如吉林保安旅谍报队队长邹达，军统吉黑地区义勇总队的军法官方锡志等人。再加上我每天在监狱院子走动多，引起了政府人员的注意。以及一些犯人对我无原则的恭维，相信我的一切举动都是进步的。这些我已感到不是好现象。
一天午后，我被找到办公室，傅厂长和张管教员两人对我严加斥责：“你干什么？有什么计划？拉拢什么人！要好好坦白！”
我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
批评了一阵，把我的出入证缴回去了，叫我到外帮组劳动。这一步出乎意外。不几天，管教科万科长在张管教员办公室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老实，拉拢犯人。问我是什么企图？我说什么，他也不相信，我只好不吱声。叫我写检讨，也是换穿棉袄、毛衣的事，别的什么也没有。在检讨中，我耍个花招，明检讨，暗指责张管教员。我写道：我不满政府是错误的，张管教员给我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我嫌低，背后发牢骚，这是不认罪不服法。依我这样的犯人，一贯不守监规制度，顽固到底，二等三级已经很高了。反而不满政府，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刑处分，请求加刑。
我是无话可说，我反正在管制之下，但你们随便加刑也不可能。我抱定消极抵抗，在外帮组一呆，什么话也不说，不看报纸，不谈是非，不反映情况，不靠近管教人员。
由这，我被打下擂台，橡胶厂的文娱活动也不找我了。我拿本《列宁主义问题》一看，什么事也不管。
这期间，市局和各分局的干部每隔一天，两天，就有来找我了解材料。一谈起来，我就诉苦：“长春监狱对我不了解，我在这改造没有个好。他们只注重劳动，写多少材料也是白费。我的劳动只能随大流，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干不过他们。我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别人穿了我的棉袄，我送给刑事犯辣椒面，我不满政府发给我的二等三级等级牌……”
一谈起来就没有完。我的意思，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领导，我见人就说，叫市局知道，以免将来张管教员蓄意害我，我吃亏，又无人知道，那才冤呢。要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势。有的市局干部对我说：“他们会了解你的，不要失望，还要好好改造，不会有问题的。”
我想共产党对我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市公安局执行的正确，长春监狱执行的有出入。我认为政策是好的，执行政策的人有问题。长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犯人提高警惕是对的，但是宁左勿右的作风不对。没有那样的事，硬说有那样的事，这是逼迫犯人“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既然不实事求是，我就不服。我口头对万科长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今后保证不犯。今天拉拢同犯，将来可能发展到现行反革命，我的脑袋也就掉了。这次政府挽救了我，再一次对我宽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都不是思想话。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软弱无力的，只是声音很大，词句内容很空洞。除了“不老实”、“耍花招”，就是“你很危险”、“不要来这一套”。
晚饭后工厂常开会。由管教员讲话，没有底稿，信口说。对全厂犯人讲一些生产及改造情况。有一次批评我，说：“有的人在这里面捣鬼，我告诉你，这样搞下去对你不利！不要耍你那老一套，不行了，现在人民说了算……”“有的特务头子，不认罪服法，消极反抗，这是自取灭亡……”“有的人，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他还装作聪明呢，到时候，他就后悔了！”类似这样的话，不止一次的在工厂犯人大会上讲，我装不知情。别的犯人问我：“管教员说谁呢？”我说：“不知道哇！”
有一天，找我到管教员室。一个干部说：“我是东北公安局的，从沈阳来到长春，向你了解几个情况。我到长春市局，那边对我介绍说你很争取，表现得不错。”
我一看张管教员还在屋，就说：“市局的干部说我很争取，那是过去，他们对我最近的情况不知道。我最近在这改造非常落后，表现很顽固，这一点对不起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我很惭愧，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只要能改就可以。改造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改造好的，何况你在旧社会时间很长，下一些功夫，充实一些新东西，挖旧装新，不要闹情绪……”
这些话很温暖，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水平高，态度也稳重，叫我心服。他问我的一个组员陈东海的情况。他拿出纸烟叫我吸，我不吸。他说：“你吸吧，我负责。”我就吸了起来。最后他说：“咱们谈的问题，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我还来。”
我回来，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很能办事，有的就能打官腔。也难说，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看法不同，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我把过去所接触的干部都回忆一下，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干部如公安局赵处长与我们谈话，也不吵，也不嚷，和颜悦色的，一句一句的说。他对陈牧说：“你这样不正视自己，将来不很好……”最后，还不是枪毙了。声音虽然低，话有力量。但有些人大喊大叫，一听没有什么叫人信服的东西，气得他自己都发抖。
改造也凭运气，遇到一个好的管教员，本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宏愿，那自己就能占便宜。否则，就要吃亏。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犯人的事还不凭这些管教人员考核。不要说他有偏心，就说他理论水平低，形而上学看问题，那就要有出入。这些事共产党中央能知道？毛主席能知道？犯人敢怎么样？还不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张管教员的眼中，关梦龄是个老特务，最大的坏东西，没有比他再坏的了，他是长春监狱的定时炸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破坏改造的危险。这样固定地看我，我还改造什么？先给我下这样的结论，好也是坏，坏也是坏，积极是假积极，不积极是消极。没说的，我倒霉。
第二天，东北公安局这位干部又来提我，材料写完，又谈了一些改造的问题。我把在这改造所以犯错误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我说：“政府人员应该批评我，教育我，以至于处分我，不应该三天两头在犯人大会上，指张飞说李逵，那样讽刺，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话我没说，可能是别人说的，反映情况的犯人乱反映。我到管教员室找张管教员，他不在，我与李管教员说：‘我没有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这个说法我不承认。因为提到特务头子背后说，所以我不能不考虑。’李管教员是个转业军人，态度很好，他说：‘特务头子又不是你一个，也没有指你名字，你不要冲动。回去吧。’类似这样的事，我在思想上抵触，对他们这样改造我，我接受困难。”
“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志走入社会不久，热心够，经验少，工作上也可能有问题。但是你要从自我方面检查，不要责人严，责己宽。至于在大会上批评你，那也没有什么，给别的犯人一些教育也有好处。这里归公安局领导，都要实事求是。思想打通了，这些问题就认识了。我说得对不对，给你作个参考吧。”
“您说得很对，但我的思想现在还没通，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
“慢慢就通了，思想改造不能性急。”
这些话对我很有教育，我想了一下，应该加强自我改造。
市局的干部还是不断找我要材料。我要求调回市局，我的理由是：“我在橡胶厂劳动，一个星期白天班，一个星期夜间班。白天班各机关提我问话，我可以放下劳动去谈话；可是轮到夜班，白天提我审讯，我不能休息，不如回到市局看守所，天天写材料。”有的干部答应给我反映，有的说：“不劳动身体不行，每天做一些轻微劳动对健康有好处。白天不能睡觉，工厂行政会给你解决的。”
没有高兴的事，每月两元钱的赏金也停发了。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无钱不能买，馋得慌。一个叫阎树浩的刑事犯与我很好，到期释放，我求他把我的手表带出去卖了，把钱给我送来。报告了管教员，把表带出去了，但只给我送来六万元钱，就无音信了。我的表当时值一百万元，是瑞士乌铬卡。
现在，这里没有一个干部或管教员鼓励我，都是各机关保卫科的人或市局的干部对我教育或鼓励。他们不吸烟，但是给我买纸烟。我对市局的人说：“我每天这么写材料，工厂的管教人员都不知道，还有的犯人背后说，关梦龄这家伙真成问题，自己的事不交清，今天审，明天审，没个完。”
“他们不知道，政府知道。”
“我建议各机关人员到这提审犯人，写材料，都要填一个表。审讯完毕，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