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隔湿、隔凉、震动小，可以使工人不患关节风湿病。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多数是水泥地，工人常年站在石灰地上干活，到晚年两腿不能动，半残废。”这么一听，在我们国家劳动的工人真是幸福。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春节吃得很好，在监狱是想象不到的。这位炊事员手艺好，人规矩利爽，一看就知道他过去在大饭馆干过或住过大公馆。就是中午炒一小碟咸菜，也好看好吃，达到了做菜的“色味香”要求。过春节，饺子、花卷、鱼、过油肉、葱爆羊肉，做得都很好，这样的炊事员怎么能到看守所给犯人做饭？一定是从哪个单位临时调来的。
崔所长怕我们过春节寂寞，给我们预备了象棋、军棋、扑克，他进来和我们一起玩。如此怕我们想家、闹情绪，真是关心备至。因此不仅在饮食上，且在精神上，这个春节过得也最愉快。
崔所长是吉林公安厅的老干部，1948年10月我在吉林自首，他知道。他说：“那时你若不努力争取，是很危险的。”
过了春节，我对尚传道说：“我们干件什么事来报答政府这样的宽大照顾呢？”
他说：“写一些关于台湾当局的材料。”我说可以，我建议：“给台湾的熟人写信，叫他们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写给项迺光一封，岳梓宇一封，都是大特务，与我私人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信可以广播喊话，或电台播送。
2月18日，坐上租来的公共汽车去市里参观。先到吉林食品厂，后到公私合营的益发合，最后到长春百货公司第二商店，整整一天。到长百第二商店参观，使我想起解放前，在这个楼下逮捕过地工人员，查封过一个青年药房。那时这个地方住着士兵，糟蹋得残破不堪。现在旧地重游，不能不想起过去的罪恶。这不是参观，是检讨自己的罪恶。
长百第二商店，有八千多种货物，令人自豪的不是货物品种的繁多，而是货物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生产的或制造的。不像解放前的百货商店，化妆品是法国的，毛织品是英国的，丝织品是日本的，到了解放前夕，一些百货商店都成了美国商店了。现在，到长百第二商店一看，有许多货物，比美国的还好，一些绣花缎子是出口的作品，自行车样子美观坚固耐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民翻身当家，发挥出无限的智慧才能，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2月20日，起床很早，告诉我们到市外去参观。韩科长和五六个外勤人员与我们坐一辆汽车。过完春节，还有寒意，走了一半路，韩科长叫汽车停下，下车活动一下，又继续行驶。汽车开得很快，150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们参观的是长岭机械化农场。农场主任介绍说：“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人烟。现在有了五百多亩大田，国家发给了大型拖拉机，建造了厂房，增加了一些技术人员，成立了三个生产队，成为吉林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去年收成很好，给国家收了30多万斤粮食。今后还要扩大，一切劳动全部实行机械化。”
接着参观拖拉机，苏联的履带拖拉机“热特”、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在院子里驾驶“斯大林80号”拖拉机。“热特”机正在切豆饼。天很冷，冻得人手不敢碰钢铁，有许多机器没有开动。
下午又坐车走了十里地，到这个农场的第二大队参观。这里一片平原看不到头，主任在汽车上说：“这个地方的土质很肥沃，方圆百里，都要开垦成良田。我们这个农场还需要大批的人力，将来你们再来的时候，就不认识这个地方了。”
农场主任高大身材，黑红的脸，有30几岁，学机械的。人很稳重，说话言谈显示出一种果断的劲头，充满着乐观精神。在这么一块荒地建成一个这样大的农场，不是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有能吃苦耐劳的共产党员带头苦干，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想将来中国的土地都能用上农业机械，那就好了。
路上，有许多野鸭在开阔地上站着，非常好看。外勤人员开了一枪，没击中，全都飞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到长春市郊的“红星蔬菜合作社”参观。汽车先开到市委会，找来一个女干部带队。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穿一件新蓝细布棉大衣，像个胖娃娃，挺惹人喜欢。她上车指着方向，引导汽车前进。
这个社的男女社员穿得整整齐齐，每个人的脸都胖胖的，说说笑笑，显出来生活的富裕和愉快。这个社的负责人是个老头，有50岁的样子。他见到给我们带队的女干部，小声问了一些情况。这个小女孩胸有成竹地告诉了这个老头许多话，她一边说，这个老头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她对韩科长说：“叫社主任报告一下这个社的情况吧。”
于是就由方才那个老头，向我们报告了该社成立前后的情况。解放以前，这个庄子只有一家地主，几十户贫农。贫农吃不上饭，家中没有被子。解放后，贫农分了土地，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多了，生活富裕了。现在家家都有新衣服，都有余粮。蔬菜供应市内，冬天有暖室，照样生产新鲜蔬菜。
社主任带我们参观暖室，参观养鱼池。许多男女正在挖很深一个大坑，这里预备养10万尾鱼苗。在养鱼池边，站着一个女的，有20岁，手提黄帆布包，与我们一块来的女干部说起话来。看来她们都是干部。解放前这些小丫头，在有钱的家庭是小姐，娇生惯养，什么也不懂；在穷人家便要拣煤核，吃不上饭。可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小丫头都能办事了，这也是了不起的变化。社主任不是服从小丫头，是听党的话。
参观中，我看到一张长春人民法院的布告，上面枪毙了两个土匪。看来土匪和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
参观回来，车过大经路，看到一家门口挂着大红横标语“长春市公安展览会”。我一想，公安展览会开过多次了，现在还展览什么？一九四九年的公安展览会，把督察处杀人的佐证都展览出来了。有被杀人的相片，有我坦白的材料，我的军服，便服，以及其他有关的照片，甚至我小老婆从北京来的信也展览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以后被捕的人，到了看守所对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再抓到正式军统特务是很少的了。
参观告一段落，写参观感想，我写了七页。第一，感激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用参观的方式，帮助我们改造；第二，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现在又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相信一定能建设好；第三，感到自己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还给人民增加许多负担，于心不安……
过了两天，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漫谈参观感想。我在发言中说：“国民党时期，为什么不能建设汽车制造厂？共产党找苏联帮助，国民党找美国帮助行不行呢？我考虑了几天，办不到。有许多理由，第一，国民党贪污之风不能肃清；第二，不用人才，只用奴才，用的三亲六故，不是小舅子，就是大妹夫，再不就是‘五同’，即同乡、同学、同事、同志、同参（在青帮家礼，同一辈就是同参）；第三，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立，要随之成立许多工厂，比如长春小五金厂、电木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轴承厂、玻璃厂等，都是围绕汽车生产部件。不是单一汽车厂的问题，是整个工业化的问题。这是国民党没有法子建设起来的；第四，国民党办的兵工厂，设立军统局的‘警卫稽查组’，专门监视工人的言行，工人在那种情况下，能好好干活吗？更谈不到发明创造了；第五，如果国民党办的汽车厂，建那么些住宅，是不会给工人住的，要科长、处长去住，工人住草棚子；第六，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私有制度，不能为工人着想，不能为国家着想，只能为自己着想，只要自己发了财，有钱可以到外国买汽车。私有制度办的工厂，别的工厂不是援助而是拆台，或拿把，是没有计划的生产，不是全国一盘棋；第七，别的什么也不建设，单单建设起一个汽车厂，什么用也没有。国外不要，出不了口，国内不要，老百姓买不起。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工农业同时建设，齐头并进才需要汽车。这是全面的问题。”
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轮流做读书报告，把自己读书读报的心得，挑出一段讲给大家听。晚上文娱活动，打扑克，下棋，这里的生活倒很有规律。
忽然，我发现菜做的不对味了，我想可能炊事员换人了？张大光也这么说。呆了两天，我一问帮厨的，果然原来的炊事员走了。换来的这个人手艺不好，做的菜不好吃，不是淡，就是咸。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吃惯了，什么东西一到嘴，就能知道味道如何，是怎么做的。在北京时，到一个没有吃过饭的饭馆，一进屋，叫茶房先舀一碗高汤，把高汤一喝，就知道这个饭馆子的好坏。如果是炖鸡的高汤，这个饭馆每天至少要卖30只鸡；如果是猪肉汤，这个饭馆就不值钱了。鸡汤越好，鸡卖得越多，饭馆的生意也就越好。这都是正比例。想一想这都是无聊的事儿。
一天，李所长找我到他那屋，他拿出一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交给我看，我一惊。他说：“你把这些人的名字注出来。”
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长春督察处后院柳树下面照的相片。那一天是长春特务追悼戴笠死去二周年。长春的军统特务齐集到督察处开会，当地的军政高级人员也来追悼。会后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共同照了一张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督察处的科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尚在院中，我见照相的还没走，就说：“叫那个照相的给我们照一张合影吧。”于是，安震东、张国卿，印匡时、陈牧、陈哲、陈寿岚、杨绍林和我，便站在柳树下面，照了这张相。现在不知怎么到了政府手里？我那时穿着反动派的军装，佩戴着肩章，还很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