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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她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功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7点半讲到11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限。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11时，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待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六十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十七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48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四十八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圆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翕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把人杀完了之后，在督察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西四马路他的住处。他把呢子制服穿好，把少将领章肩章戴上，在家等着解放军进城，等了两个小时解放军没有来。他一想当俘虏不是好办法，于是又换上便衣，出了大门往对面的小胡同溜了。”
我又问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他们都到哪去了？翟丕翕说：“有路条，都换上便衣逃走了。”
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迺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迺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项迺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迺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迺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迺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迺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迺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听说于浩在九台，这可靠吗？”
我说：“据翟丕翕说于浩是他的总务组组长，从不离项迺光的身旁，如果于浩真的在九台，那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接着陈处长站起来，拿了一张地图铺在写字台上仔细地看着。这时吕科长问我：“项迺光在长春都有什么亲友？”
“他有一个表姐，表姐夫在督察处充上尉人事科员，叫刘继皋。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关系我不清楚。”
陈处长又坐下，问了一些项迺光的化装情况，就叫我回来了。我心想突围那天早上在兴安桥卡哨分手，项迺光不先进城，就是防备别人检举他的。他这一手现在说是做对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的下落，今天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一定检举他了。
我的心情很焦躁，家中也不通信。造谣社说：郑洞国带领三百官兵，在长春殉国。北平家中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担心我也在长春牺牲了。造谣社无中生有，造这谣将来如何自圆其说？送来的报纸说，沈阳蒋军也惊慌失措。如果国民党能占领许多地盘，还有许多军队，我就可以像被俘的长春市长赵君迈那样，用一个共产党干部换一个国民党的干部，赵君迈就是用人民作家金人换回来的，回来之后仍任长春市长。如果国民党节节失败，就换不成了。
这里还有长春兴安中学校校长胡松岳一家。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北平人，在这反省不错。曹科长叫他管招待所账目。他认出我是督察处的督察长。
我来到这儿的头一晚上，楼上发生的女人叫唤始终困扰着我。这天我上了楼进了胡松岳的屋子，朝他对门一看，那屋坐着一个女人。那屋正是那晚我的楼上。于是我问胡松岳：“那个女人是谁？”
“我老婆的娘家嫂子。”
“我来的那天晚上，楼上有一个女人叫唤，还有两脚跺地板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入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忽然我想起今年3月，一个叫陈尔立中学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