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咱这队伍正缺钱买枪支弹药，这日本军衣没人敢要，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咱这一把豁出去了！”
交货那一天，成龙哥的队伍全副武装，押着两挂马车日本军衣往前窑东山走去。
当队伍顺着山路快走到前窑东山时，日本部队从道两边的山上出现了，机枪步枪声响成一片。成龙哥率弟兄们拼死抵抗，终因人少武器不行，除了三个人逃脱外，六十余名弟兄战死了四十二人。成龙哥也因伤势过重，连同其他的十六个弟兄一同被日本人抓到舒兰县城，第三天日本人在县城东大河沿用战刀砍下了他们的脑袋。
临刑的那天，县城不少老百姓去东大河看。他们回来后讲：“这伙胡子可真有刚，大当家的‘过江蛇’领着大伙一直骂到东河沿。日本人砍下他的脑袋后，脑袋在地上，眼睛还瞪得溜圆，嘴还直咔吧。”
“九一八”事变后那年月的胡子，没有统一领导，没有政治纲领，各有各的地盘。日本人一进入他们的地盘就挨打，小日本急眼了，抽调大批部队扫荡胡子。
面对日本鬼子的疯狂扫荡，东山里的胡子们在共产党人杨靖宇和赵尚志为首的队伍联络下，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从此以后，胡子们再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组织地抗击日本人的一支军队，当年活跃在舒兰境内的爱国志土马占山部队就曾打得日本人焦头烂额。抗日联军的英勇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第 八 章 学业难成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了把东北变成侵占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首先建立了伪满洲国政府，然后在东北农村尤其是山区实行“归乡”政策。从那以后，东北的大地腥风血雨，善良的东北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亡国奴生活，三千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凤凰山一带的“过江蛇”成龙被日本人杀了后，大户人家纷纷从城里跑了回来，日伪政府在这一带实行了保甲制度。破帽子沟的十几户人家编成了一甲，甲长由双岭子屯保长张老大的外甥担任。这小子姓刘，长得单巴细两，一肚子的坏水，屯中的人背地里都管他叫“溜坏水”。“溜坏水”自从当了甲长后，在屯里横行霸道，不知从哪弄了顶日本鬼子的军帽，成天歪戴着。不是说这家有反满抗日思想，就是那家背地里骂张保长了，搅得屯里鸡飞狗跳墙，家家都不得安宁，大伙都把他恨透了。
那年月农村的村长、保长和甲长是肥缺，一般要花上钱才能当上，因此这“三长“基本都是由地主恶霸们担当。这些人当上“三长”后，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巧取豪夺，村民们的日子苦不堪言。
咱家那时，我的大姐二姐都出嫁了，大哥没正事，天天可那跳神弄鬼。租双岭子张老二的四亩山坡地又涨了租子，再加上那年月为了搜刮老百姓，伪政府规定养什么都得上税，活的有人头税、猪税、狗税、鸡税、鸭税、鹅税、牛税、马税，死的（不动产）有地税、房屋税。咱家那四亩山坡地一年下来，去了缴租和纳税后连口粮都不够。没办法，阿玛只好凭自己有一手打井的好手艺，常年在外边给人打井，家里的活就由额娘领着我们小哥俩维持。
老爷子的打井手艺在方圆百里是出了名的，他能根据打井人家的地势定出这里有没有水，井打到什么深度能出水和水质怎么样。几乎是十猜十中，基本没有出过差，当地的乡亲们称他是“神算王井匠”。
有一次，老爷子在给张家湾一户姓朱的保长打井时出了差。这差并不是出在井的问题上，而是出在字据上。这家井没开工时讲好是五块钱一口，以见水为准。在写字据的时候，东家把“见”字写成了“泉”字。这一字之差可就大了，见水为准是指的地表水，泉水则指的是地下水。这家原来就有一口井，再打一口主要是为了饮牲口，这井的深度有不少区别，两种井的价钱差在三元左右。
待井打完后，算账的时候东家耍了赖，朱大当家的说：“王井匠，你朝我要钱，我还想朝你要钱呢？”
“怎么着，这井有毛病？”
“这毛病大了，你没看这井里出的是什么水？”
“地表水呀！”
“这不就得了，挖个地表水的井我还用你干啥，我家里的长工就能挖，找你这个‘神算王井匠’来，就是叫你给我家打一口好水井，结果你把井打成这个样子，你自己说这钱我应不应该给你？”
“朱保长，你这话说得可就不对啦！当初讲的你就是打一口喂牲口的井，咱们还立了字据，你这人咋放赖呢？”说着阿玛从怀里掏出了字据，“你看看这上面不写得明明白白吗？”
“咱俩别在这瞎仗咕（吵架），上村公所讲理去！”
“我看也是，你这人太不讲理了！”
两个人一起上了村公所。
到了苍石屯村公所，村长听完两人的述说后，看了看阿玛拿出来的字据，上去就给老人家一个大嘴巴子，骂道：“你个老混蛋，这上面不明明白白的写着以泉水为准吗，你他妈是‘睁眼瞎’咋地？”
老爷子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用手指着朱保长说：“姓朱的，你真不是个人哪！这两个钱你还唬我，你这保长咋当啊？”
村长说：“你他妈的少在这胡搅，他保长咋当你管得着吗？你赶快给我滚，再不走我把你送到警察署去，定你个扰乱社会治安罪！”然后叫村丁们把老爷子连踢带打地赶了出来。
老爷子回到家后，连憋气带窝火大病了十来天。起炕后发了狠，宁可不吃不喝也要把孩子供出一个识字的。再不能祖祖辈辈当“睁眼瞎”，叫人家欺负，出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事！
那么在我们哥仨里叫谁念这个书呢？额娘犯了愁，按理说应该让老大念，可是老大已经过了岁数，同时他跟着傅大叔一天到晚神神叨叨是不行的。叫弟弟念吧，小河屯的学校离破帽子沟有七八里地远，还得翻一道山梁，家里人又不放心。合计来合计去还是我比较合适，于是就把我送到了小学。为这事，弟弟和我别上了劲，看我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老不用好眼睛瞅我，一直对我有一股怨气。
我念书的学校在小河屯，只有一个姓刘的先生。这个刘先生六十来岁，白发苍苍，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他有个爱抽鼻子的毛病，碰着了刮风下雨或者天气冷一点，他那个鼻子“哧噜哧噜”地抽起来没完，听起来有点烦人。我们这些小学生当面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先生”，背地里却都叫他“哧鼻子”。
这先生虽然好哧鼻子，但学问挺高。老中华民国的时候，他在长春市小学任教。后来年纪大了被学校辞退，来到小河屯的亲外甥家，办了间私塾。满洲国以后私塾又都变成了官办小学，他就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兼老师。学堂是在屯中一座三间草房里，东屋是女生的课堂，西屋是男生的课堂，两间屋南北大炕上，放着二十来张小课桌。
刘先生每天早上上课前，总好先说：“同学们，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呀，只有学习好，知识丰富了，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咱们中华民族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老受人家欺负，就是因为咱们国家贫穷落后，百姓愚昧，缺少知识。”他的这番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我们都烦了。
不过他的这一番话有一次惹了大麻烦，差一点被送进了警察署。
那是我上学后的第二年的一天，双岭子屯张保长的两个小孙子，其中就有叫“三斜楞”的那个小子。因为贪玩没完成作业，第二天上学时刘先生勃然大怒，拿起戒尺把两个小子的手掌心好顿抽，打得这俩小子“噢噢”地哭，手心肿起挺老高。
放学后回到家里，张保长急眼了，叫管家连夜来找刘先生，质问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面，一个小孩子没完成作业，值得这么打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没有俺家老爷照着（照顾），你能在这干得这么消停吗？”
“我到农村来不是图挣两个臭钱，我家在长春有买卖不缺钱，就是想叫这贫穷山区的孩子能念上书。至于你家老爷照着我，你转告他，我表示谢谢。但是，这和教孩子是两码事。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就这个教法，要不行你们就把孩子领回去。”
管家在这个倔老头面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第二天下午，溪浪河镇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说有人告他散布反满抗日言论，要把他抓到警察署去。刘先生的外甥塞给两个警察每人十元钱才把这事平息了下来。
刘先生在围前左右的屯中，是个受人尊敬的老人，但是也有不讲理的时候。
有一次，我得了感冒，浑身难受，鼻子堵得喘不过气来。这大鼻涕不知咋那么多，“哧噜哧噜”地抽起没完。在课堂上刘先生瞅我不顺眼了，因为他抽一下，我抽一下，好像有意和他比赛似的。第一堂课，他老不是好眼睛瞅我，弄得我心里毛的学的（发毛）。
第二堂课他拿着戒尺过来了，问我：“你啥毛病？”
“感冒了”。
“感冒了？好，我给你治治，把手伸出来。”
我战战兢兢地把手伸了出来，只见他眼睛一瞪，照我的手“啪啪”就是两戒尺，痛得我直哆嗦。
“还哧噜不了？”
我鼻子一紧，“哧噜”一下说：“不敢了。”
同学们都哄堂大笑了起来，他愣愣地瞅着我。
晚上放学以后，刘先生把我留下唠了几句嗑。
“先生打你抱屈不？”
“不抱屈。”
“为什么？”
“先生哧噜鼻子，我就不应该哧噜了。”
他苦笑了一下，摸摸我的脑袋说：“先生今天不讲理啦！这两天我的心里憋得难受，拿你撒了气，你心里一定觉得挺委屈。”
先生的这番话，说得我眼泪在眼圈直转转。
“先生憋什么气？”
“县教育课来通知，叫小学开办日语课。我寻思这学堂是孔老夫子留下的，是咱中华民族的宝。开了日语课成了啥玩艺？再说咱也不会那东西呀！一说起来叽里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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