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沧桑- 第39部分

这件事平息了以后，刚刚消停了几天，又起了一波。这一次玉莲可真生气了，把我好个数落。

那是在我结婚后一个来月的时间，家中的老爷子听姐姐说我结婚了，带着大哥到杨木林子看我。这下我可真犯难了，不往家里领吧情理上说不过去，又不能对老人说我和人家订婚时说没有家。如果说了，老人家肯定要伤心。往家领吧，我怎么和玉莲说？想来想去还是领回家吧，这事早晚也得露，爱咋地就咋地（随便）吧！

我把这爷俩领回家后，玉莲问我：“这都是谁呀？”

“这是我的阿玛和大哥。”

玉莲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我说：“什么，你阿玛和大哥，你不是光杆一个人没有家吗？这怎么又出来老爷子和大伯子，你到底还有啥事瞒着我？”

“你先消消火，听我给你解释。”

“你说吧！”

于是我把她叫到门外，把如何当国兵，如何杀日本人的经过和她学了一遍。她听后苦笑着说：“这可也没有办法。”

他们爷俩在我这呆了几天，玉莲是好吃好喝地招待不说，临走时又给了老爷子100元钱，把老爷子乐得合不上嘴，直夸我找了个好媳妇。

婚后的生活比较安定，我又向县教育课申请让玉莲担任学校的助教（临时老师），虽然工资不多，但也解决不少问题。这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直想改变学习环境的想法该实现了，于是我把让大户人家出钱修理校舍、更换桌椅的想法和玉莲一学。

“这些人能出钱吗？”

“有你们老赵家做后盾，我看差不多。”

“那也不一定行，要不然你就试试吧？”

第　二十九　章　智斗女匪

　说句实在话，自打结婚以后，这围前左右村的地主豪绅、保长和村长都对我高看一眼，办啥事都挺顺利。这一次我把集资修校舍的事和他们学了以后，多数人都表示看在赵四爷的面子上也得出这笔钱，只有像范老闷这样的几户人家不愿出。后来架不住我一天两趟跑，他们也多少也拿出了点钱。用这些钱，我修理了校舍，打造了新的桌椅板凳，又给穷苦人家的孩子垫付了一部分书本费。从此我俩一心一意把心思都用在了教学上。

一九四五年五月份，舒兰县教育课又把我从杨木林子学校调到法特中心校担任副校长工作。

在我开始工作的不长时间，中国的抗战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的四百万大军开始全面反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关内的战场上捷报频传，东北抗日联军也开始夺镇攻县，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派兵攻打东北。

那一阵子，吉林方向不停传来炸弹爆炸声，翅膀上画着红五星的苏联飞机也时常从法特地区的天空飞过。那飞机一过来，把人们吓得没处躲没处藏，大街上、胡同里哭爹喊娘的声响成一片。渐渐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店铺纷纷关门，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集市也自动取消了，学校的学生家长都不让孩子来上学，学校也只好宣布放假。

随着苏联飞机越来越频繁地飞过，镇上的几个日本商人毛了鸭子，天天猫在屋里不敢出屋。有人偷偷去观看，回来说：“他们在收拾金银细软。”白旗镇警察署的日本署长一改以前的骄横态度，对中国人也客气了起来。有一次我到白旗镇去办事，在街里碰到了渡边署长。要是以前，他恐怕连正眼都不瞅你一眼，你跟他说话他用鼻子哼一下拉倒。这一次他一改常态，离老远就招呼我：“王校长，你的很久时间没看见，身体可好？”

“好，好，署长的身体怎么样？”

“我的身体不好，你的年青，要注意身体，将来大大校长的干活，有空家的来玩。”

当时我心想这小日本子他起那门子邪呀。回到了中心校，我把这件事和赵校长一学，他说：“咱这地方闭塞，老毛子打过来了。这回小日本够呛，我看事不好也得躲一躲。”

“你躲啥呀？”

“我帮日本人干了这么些年事，老毛子进来别把我也捎带收拾了。”

那段时间，法特镇上不但日本人毛鸭子，就连中国人也都人心惶惶，人们既盼望老毛子打跑小日本，又害怕老毛子到这里来，因为东北人对老毛子从来就没有好印象。

在人们惊恐之余，吉林过来的人又说：“不好了，小日本子要炸丰满水电站大坝！”住在松花江沿岸的人都知道，这小丰满不用说炸坝，就是整个闸门全部拉开那法特一带沿江的老百姓就要受不了。如果大坝一炸，吉林市以北的地区将成汪洋一片。人们开始拉儿带女，带着吃的往山上跑。等了五六天的时间，不知什么原因这坝一直没炸，人们开始又陆续回到家园。

一九四五年七月份，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镇上几个在吉林长春做买卖回来的人说：“小日本子投降了，咱们再也不受他们的气啦！”

人们都不相信：“净瞎扯，小日本子那么厉害，哪能这么几天就完蛋了？”

“你看你们还不信，这美国在日本的什么岛上长的什么旗上扔下两颗圆圆蛋，那人死老鼻子了，一下就把日本鬼子镇住啦！”

“什么圆圆蛋那么厉害，还顶得住小日本的马拉大炮？”

“小日本那炮算什么，那圆圆蛋老厉害了。听队伍上的人说一颗就能炸平东北三省。”

人们惊讶地说：“我的妈呀，咋能那么厉害，美国咋有那玩艺，这一高兴乱扔起来人不就都完啦？”

还有的说：“别听他们瞎白唬，哪有那样的炸弹，小日本子的飞机上的炸弹就够厉害的啦，一炸丈把大的坑。”

那几天，人们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这件事，可是谁也不相信小日本子真的投降了。

过了几天法特镇政府关门了，白旗镇上的日本署长和几个在法特镇上做买卖的日本人拉家带口地没了踪影。镇公所的几个官员也回家躲了起来。就连中心校的赵校长和张教务主任也不知了去向。人们这才像从梦中醒来，确信这小日本子是真的完蛋了。

“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东北人经过短暂的欢乐后，又陷入一场新的灾难——匪患。东北境内除几座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外，从山区到平原，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是胡子的天下。这些胡子成份复杂：有“八一五”前的抗日队伍，有伪满时期的国兵、警察、日伪特务，有些没有来的及撤走的鬼子部队也占据山头当起了胡子，还有些当地无赖、懒汉三五成群拉起了杆子。那胡子起的凶啊，单在法特周边地区数得上的络子就有“天来好”“三江好”“红山”“大龙”“海达”等，甚至有的妇女也拉起了杆子。当时的“金凤”“银凤”“彩凤”“双凤”这四凤的绺子就把法特地区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已经改变了“九一八事变”后单打日本鬼子不造害老百姓的做法。烧杀掠夺无所不为，所到之处鸡飞狗跳，尸横遍野，在老东北三千万人口中，胡子就占了十万之多。

由于没有政府、社会混乱，法特地区的小学全部停课，学生们在家游玩闲逛，老师们不是找个热闹地方卖呆，就是在一起争论这打跑小日本子的功劳到底归谁。看到这种情况我真是忧心忡忡，倒不是急于上班挣那几个工资钱，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就是上班也没有人给我开支。我忧虑的是这孩子们的学业耽误已近半年了，长此下去怎么得了？至于东北光复后，由谁来管这块土地我并不十分关心，我觉得不管谁管天下，不管是什么朝代，这孩子总得上学吧！作为一个老师关心的应该是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上好学。我把这种想法先和吴兴亚老师谈了，他说：“王校长啊，咱俩想到一块去了！我这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这事。现在是国难当头百业待兴的时候，咱别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那不是咱小人物有的思想。看在孩子们的份上，咱也应该让学校复课，让孩子们早一天上学！”

那么在一无政府、二无资金，社会局面又这么乱，天一黑四处就不断响起枪声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开学？我找来了原来在中心校的十几位老师，提出了我们自筹资金重新组建学校的想法。我的想法仅得到了两位老师的赞同，其他的老师均以家中没钱谢绝集资。但他们都表示，只要给开支他们保证来上班。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四个人勉强凑上了8000元满洲币，由我担任校长吴兴亚担任教务主任开始筹办学校。

为了工作方便，我把家从杨木林子搬到了法特镇。

法特镇中心小学地处镇中，四幢瓦房教室是舒兰县西部地区唯一一座有优一优二年级的小学。经过五个多月的停课，学校已经破烂不堪。门窗被盗、桌椅丢失，教室内到处都是破砖乱瓦和人的粪便。我们这些老师看了心里这个痛啊！

搬到法特镇的时候，由于我对镇上居民的情况不了解，租房的时候又没细打听，结果租到了大烟鬼的家。

房东是老两口子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跑腿儿子生活。老两口子挺憨厚，可他们这儿子就不咋地，从二十多岁起就开始抽大烟，三十多岁还没说着老婆，成天偷鸡摸狗。镇里的人因他家姓毛，他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四，背地里都叫他“赖皮毛四”。

在我开始筹办学校的第三天，玉莲要回黄鱼圈娘家住两天，我自己在家。房东的一家三口人也不知干什么去了，空荡荡的三间房只剩下我一个人。

晚上大约十来点钟的时候传来了敲窗户的声音，我在睡梦中惊醒。问外边：“谁呀？”

一个女的声音答道：“王校长，我是西街的二婶，到你们房东家取点东西，麻烦你把门开开。”

由于是个女的声音，我也没考虑什么，告诉她：“稍等一下，我马上去给你开。”

待我披上衣服，走到外屋把门开开以后，忽拉一下子涌进六七个人，两杆枪的枪口顶在了我的胸口上。在微弱的月光下，我看见门外一个人一晃，仿佛就是房东家的毛四。

“各位，你们想干什么？”

一个大高个子的人吼道：“少他妈废话，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