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穷人都是一家人。
一些鲜族人不理解朴大婶的这举动，说她是鲜族人的败类。有一天晚上朴大婶在去亲属家的路还挨了一石头，险些打在脑袋上。
对在鲜族人家居住的工作队员，我特别强调一是要帮人家干活，二是绝对不许和鲜族妇女说笑话。
时间一长，这些鲜族人说工作队的人还挺好啊。
正在这个时候，小梨花的不少汉族人跟我们说：“你们得加小心啊，老高赖要起哈子（闹事）。”对此我叫朴大婶想法摸清这鲜族人要起什么哈子，是不是要来个“八月十五杀达子”；同时叫工作队员不准单独外出，枪不准离身，随时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变工作。
班里的多数同志都说：“咱们撤回小梨花吧，这老高赖心齐，不管咋地人家都是一个民族的人，一旦闹起事来谁能向着咱们？”我和刘庆林、老杜则认为咱们工作开展到这份上也不容易，如果现在撤回小梨花将是前功尽弃。再说这是咱八路军的天下，咱们又有武器，估计也不能有什么大事。
就在我们住进大梨花十一天后，意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是一个假阴天的傍晚，天气阴沉沉的给人一种喘气都困难的感觉。我们班里的同志正在我住的朴大婶的叔伯妹妹家开会，一伙二十多人的鲜族男人手拿棍棒冲进了院内，他们用生硬的汉语喊：“工作队的滚蛋！”
我推开大伙的阻挡走出屋门，刚一出屋一个人躲在门后一棒子打在我了的脑袋上。当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子，用手一捂鲜血淌了下来。我摇晃着要倒，但还是咬牙坚持站着。班里的同志“呼”地冲出屋，老杜“咔拉”一声把机枪子弹推上了膛，同志们也都端枪对准了人群。这伙人“忽拉”一下子退到院门外。一个高个的鲜族男人连比划带唔啦，不知喊些什么，我问身后的朴大婶：“他喊什么？”
“他喊工作队要血洗屯了，咱们和他们拼了吧。”
我用一只手捂着脑袋，告诉同志们：“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一面走向前对他们说，“鲜族乡亲们，我知道你们都懂汉语。我告诉你们不要听少数人的煽动，我们要血洗你们屯，早就动手了。这些天你们看我们有这个意思吗？”
说完这几句话，那个高个的男人又喊了句什么，朴大婶告诉我：“他要打死你。”
“他是干啥的？”
“金老爷的管家。”
这下我的火可真来啦，我指着他说：“你不用在那瞎扎乎，有种的过来打死我？”
同时我把手伸到了腰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他再冲上来打我，说句实在话，硬挨着打，我没那个觉悟，开枪打死他那是被不住的事。
他见我这个样子没吱声。这伙人一见我真不怕他们，也直往后退，有几个人偷偷溜了。
“喊话的那个人你听着，我知道你是金老爷的管家，告诉你家老爷，我们对穷人是客客气气，对你们这些老财，不管你们是什么族的一句话——‘不客气’！要不然咱们就试一试？穷苦的乡亲你们也听着，金老爷给过你们什么好处？他什么时候想到过你们的难处？我告诉你们，不管什么民族的穷人都是受苦人，我这话没错吧？我们工作队就是要让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不管什么民族，只要是在我们的地方都一样！”
正在这时，小梨花的汉族群众和在小梨花的几个工作队员赶了来，将这伙人围在了大街上。这帮人一见急忙扔掉了手中的家伙，瞪着惊恐的眼睛瞅着我。老杜冲他们吼道：“谁动手打的人站出来，要不我用机枪突突了！”
一个二十多岁穿得破破烂烂的小伙子胆胆怯怯地站了出来，老杜冲上去就要揍他，被我一把拉住。我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看你这一身，家挺穷吧？”他点了点头。
“你回家吧，以后这傻事别干了！”他冲我鞠了一躬，转身走出了人群。
我又告诉被围在中间的人：“回家吧老乡们，你们好好寻思寻思我今晚说的话对不对呀？”
这些人捡起了家伙什，低着脑袋满慢慢地走出了人群。
这伙人一离开，班里的同志不干啦，吵吵着说：“班长，你都叫他们打成这样，就这么便宜叫他们走啦？”
“他们都是老百姓，咱们能冲他们开枪吗？这不正中了土豪的圈套吗？”
围观的鲜族群众议论纷纷，只可惜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
回到屋里，朴大婶一边给我包扎伤口一边说：“唉，打这长道口子，我的乡亲们说，这工作队是好人哪，咱们把人家当官的打成这样，要是换了小日本和胡子早开枪了，咱可不能再难为他们了……”
这件事过后，大梨花的鲜族群众发动了起来，人们纷纷向我们反映金老爷帮日本人作恶欺压百姓的事，工作队决定把金老爷这个恶霸打掉。
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我的伤口发炎化脓，老病也复发了，卧床不起。同志们劝我回舒兰看病，我说：“我一定得看看斗争金老爷。”
开斗争会的那天，我是班里同志们背着我到会场的。看到那么火热的斗争场面，两族百姓群情激愤，金老爷搭拉着脑袋神情沮丧，我心想大伙这劲真没白费啊。
那天，沈队长也来了。会后告诉我两件事，一是上级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决定叫我暂时回家休息；二是他马上要调到法特区担任区长。
听到我要回家养病，乡亲们都来看我，朴大婶忙了一宿特意给我做了打糕。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坐上了专门送我的马车，大小梨花的百姓站在大道上瞅着我。班里的同志走上前一一和我握手，对我说：“班长，好好养病，我们等着你。”刘庆林和老杜眼含热泪，握着我的手不愿撒开。我说：“同志们，等着我吧，我一定回来和大家一起工作。”
马车出了屯子上了大道。我摆手和同志们告别，站在屯边的人都向我挥手。这时候，只见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
第 五十四 章 江边枪声
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因病离开了舒兰县工作队，回到黄鱼圈岳父家养病。同年六月随着舒兰县境内各地政府的建立健全，舒兰县工作队解散，部队的同志都回到了原单位。地方抽调的同志有的参了军，有的回到了老家的政府部门工作。
在工作队临解散的时候，刘庆林代表班里的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是，两山到不了一块，两人总能相逢的，在革命的道路上我们永远是兄弟。老杜特意叫来人捎给我一张狍皮，说这东西铺上它对我的腰腿疼大有好处，并叫来人转告叫我见物思人，不要忘了他和我的友情。
看到信和狍皮，我夜不能寝，思绪万千。回想起和工作队同志们同甘共苦的岁月，和土匪战斗惊心动魄的场面，打土豪斗恶霸时令人难忘的情景以及屯中贫穷百姓们淳朴、善良、真诚，不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真恨不得马上重返工作岗位！可是我这该死的风湿病就是不见好转，而且愈来愈重。
说句实在话，我在黄鱼圈养病期间，虽然生活条件好，又有玉莲在身边陪伴，但是我的心情是苦闷的。玉莲问我：“你怎么从回来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我是有口难言哪，因为一是人忙惯了，冷不丁闲下来，一时半会适应不了，心里总觉得烦躁不安；二是从我回来以后，赵四爷的一家对我不像以前那么热乎。什么原因我心知肚明，就是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工作队。而在一九四六年夏天，东北的老百姓已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穷人都在向共产党靠拢，财主们则开始恨起了共产党。像赵四爷这样虽然不是土豪恶霸，但是对共产党也是不欢迎的。当时赵氏家族有几个大户也被斗，所以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不受欢迎的环境中生活心情自然就是苦闷。我几次提出要回家养病，都遭到玉莲的斥责，她说：“你那个穷家，吃没好吃，抓药又没钱，咋养你这病！咱家不没人说你啥吗，你自个多那个心干啥？”
赵四爷知道我想回家养病的事后，专门找我唠了一下。他说：“喜山哪，你不要多心，我对你这个人没什么想法。年轻人嘛，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走什么样的路自己都可选择，我从来不干涉子女做什么工作。我这一段心情不好，倒不是我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什么意见。我也看出来了，这共产党的政府是给老百姓办事的。说句实在的话，我是从后清过来的人，这政府我也经历了四代——后清、民国、满洲国和现在，哪一届的政府也没想过为穷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办几件实在事，只有共产党提出了这个口号。能不能实现咱不说，就凭这份心，我也知道这共产党不简单，将来必然成气候。因为现在的穷人太多了。你别看咱家不缺吃、不缺穿，年景还过得去，但是我一看到那些过不上日子的人家这心里也不好受。有时睡不着觉我就想啊，都是同样的人，都来到世上走一回，干啥有享福的有遭罪的？这人人都享福那多好啊！可咱一个老百姓能做什么呢？救济救济穷人，多给要饭点粮食这就是咱份内的事，所以你参加共产党的工作队我没说啥。不过我有一件事老琢磨不透，你说这共产党叫穷人翻身我不反对，打一些个恶霸我也觉得解恨。可是像咱族里那几户本本分分的过日子人家，就是省吃俭用攒点钱，有点地，凭什么就把人家给斗了？听农会的人讲，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将来也得斗，不知是真是假？要那样，我觉得这共产党可真就有点不讲理了。”
对于赵四爷的这番话，我当时不但没有解答出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赞同。
正在这个时候，赵四爷家发生了一件闹心的事。
一九四六年七月赵家这时已改名叫赵杰的二公子赵玉珊从长春回来探亲。当时他着的是便装，跟外人说他在长春小学教学。可家里人都知道，他在长春国民党中央军里当大官，具体是个什么样官没人知道。家里人也没人打听他当多大官，我这个当共产党工作队的妹夫更不能打听那些事。
赵杰回来探亲，在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