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皇帝，平均每人在位三年零三个月……皇帝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可见元朝皇位斗争之激烈，也可从中看出，皇帝基本没有时间把握辽阔江山的真正统治权力——他们的精力都用在如何得到和保住皇位上了。
自秦朝设立宰相之日起，相权与君权的斗争就基本贯穿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元朝皇帝放任中书省掌握国家大权，实在是出于无奈之举——争皇位时一般都要依靠中书省的力量，得到了帝位又要防止别人来争，还要靠着中书省，当然，也有几个想自己拿主意的，但这样的皇帝下场理所当然地都挺惨。元顺帝在位时间倒是很长，而且初期还有心理事，但当时积弊已成，早没有了回天之力——伯颜、脱脱这对叔侄权相，就都出在顺帝朝。
到了明朝建立，为了方便实用，各项制度基本都沿袭元朝，中书省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但以朱元璋之权力欲旺盛，面对中书省的权力几近无限，两者间的激烈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从一个小小的游方僧直到君临天下，控制九州万方，朱元璋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如今天下既得，大事小事却不得专断，反而要受中书省制衡，在朱元璋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再说反元起事成功，朱元璋身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功勋贵戚集团，当年起兵之时，虽然不能像演义小说里那样，和各位兄弟歃血为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云云……但毕竟是真刀真枪在沙场上干出来的交情。军营里、吴王府内外，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李善长、刘基，等等，也曾有过把酒共欢，发誓患难与共的时日吧。千里行兵、风餐露宿，朱元璋能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有徐达、常遇春这班武将的浴血奋战，也有李善长、刘基那群文臣的运筹帷幄，要说相互间一点感情都没有，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人总是念旧的，一条狗养的时间长了，死的事后，主人还免不了掉几滴眼泪，何况大家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么多年呢？
然而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开国皇帝为了皇位的稳固不得不大杀功臣宿将，纵观中国历史，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刚看到刘邦高筑金台拜韩信为将，转眼间，可怜的小韩却死在吕后的笑声里。或许有人要为刘邦开脱，刘邦起自地痞，初定天下时，面对的是群毫无礼法概念的功臣们和一心复辟的六国贵族，他因形势所迫分封功臣，可是分封制不适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定礼法而杀功臣，乃是为了立汉家之威，为大一统王朝开创之时所必须当为。
同理可证，朱元璋也不是天性绝情之人。
李善长既然如此劳苦功高，那么官位最高的中书左丞相一职，自然非他莫属，这无关他本心如何，时势所在，他不做宰相，历数满朝，无人可做。
早在朱元璋称帝以前，自立为吴王的时候，李善长就是他的右相国——那时照搬元制，以右为尊。后来明朝建立，改成以左为尊，李善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左丞相。他和徐达一文一武，作为功勋集团的两大代表人物立于朝堂之上。
明初比之元末，政出中书的表象并未有所改观。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非常大，处理政事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天下以后的一种乐趣。但“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即使宰相对他忠心耿耿，但制度所在，一些在宰相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处理了，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再交给皇帝去盖章。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分明是利用制度的漏洞故意想要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
明朝立国之初，政府最高机构有三个：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朱元璋曾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又说：“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中书省总领政事，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负责检察监督，三个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对皇帝负责。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分工明确，但实际运作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却都是受中书省节制的。
作为中书省最高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为正一品，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才只是从一品。所以光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就比宰相要矮上一头。
加上徐达作为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在朝廷上能够一言九鼎的大臣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明初帝国政府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完人，面对如此朝局，也会有一时的得意忘形吧。何况他绝非完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微侵犯了他的权益，就被他安上个罪名给罢黜了。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做宰相，必然会党同伐异。李善长是淮西出身，他所重用的也都是淮西人，在朝廷上，除了中书权重，还有一个淮西朋党的现象，李善长对于非淮西人士一向没有好感，我们所熟悉的刘基刘伯温，就是非淮西人士（他是浙江青田人，所以也被叫做“青田先生”），在淮西党的排挤下被迫告老还乡，离开朝廷。
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
明朝从1368年建立，当年就是洪武元年，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四川，割据蜀地的明昇投降，天下大势已定。虽然还有一些小势力在边境上打打闹闹，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兵还在和徐达恶斗，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苟延残喘，但平灭或者驱赶他们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不出什么天摇地动的大妖蛾子，朱元璋也没有急病突然咽气，可以说这大明朝的天下是占定了。所以朱元璋就可以放开手，开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宰相制度。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日益碍眼。他要总揽大权，势必要废除宰相制度，要废除宰相制度，就不能不找人开刀，否则师出无名，就算扒掉了在任的宰相，也未必就能够废除制度，就算废除了制度，也难免会惹来朝野非议。就这样，屠刀首先伸向当时独相的李善长。
然而李善长对于朱元璋来说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臣子，在反元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这个大他十几岁的长者，朱元璋心里还存有一份敬意——洪武初年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等的礼仪中，就都是李善长做大礼使，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这样一个亦臣亦师的人在宰相位置上还呆着一日，他就无法撕下面皮来对付老朋友。
何况，洪武三、四年前后的朱元璋可能并不想对功臣们大开杀戒，从他对功臣们的封赏之重，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宋太祖行事的影子。一来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完成，还需要这些功臣们尽心出力，二来朱元璋和诸臣一路走来，毕竟有些香火情分。
于是，李善长在洪武三年达到了他为官生涯的顶峰。
立于大明朝官僚机构的顶峰，李善长虽然有些得意，但也并没有完全被富贵荣华冲昏了头脑，他在朱元璋麾下这么多年，对于朱元璋的了解可能比朱元璋自己还要深。此时的大明朝，虽然北元未灭，西北、东南尚有一些割据政权没有归顺，但以今日时势来看，一统天下只是迟早，太平时日指日可待。但李善长深知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是皇帝的眼中钉，在中书丞相位置上一日，被皇帝猜忌的疑心就多一分。
李善长是聪明人，转过年来的洪武四年正月，他就以老病为由向皇帝上表请求致仕——为了保全自己，我主动退休，让出左丞相这个烫手的山芋，今后就悠游田里，做个太平田舍翁吧。
朱元璋接到他的奏章后一点磕巴都没打，立刻准奏，58岁的李善长就这么离开了朝廷。旨意一下，举朝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的亲厚众所周知，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转眼就致仕了！虽然老先生致仕时皇帝给了无数封赏——仅为他家打仪仗的就有二十户之多，但不管怎么说，没了左丞相的实权是事实。这下人心鼓噪，朝局大动。
待到皇帝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大部分朝臣才安下心来——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左丞，是中书省的实际政务执行人。汪广洋为人谨慎到了懦弱的程度，至于胡惟庸，举朝皆知，那是李善长的私人，这次能够入相，也是由李国公向皇帝举荐的，可见即使李善长人离开了中书省，他的心和眼还都留在这里。看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任并未稍减啊。
的确，直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案发，朱元璋龙颜大怒，誓言追究到底。追究来追究去，也没追究到全天下都知道的他的后台——韩国公李善长头上去。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心里，和胡惟庸这个被推到台面上的棋子，分量终究不同。
昙花一现的杨宪
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经和刘基讨论过李善长之后的丞相人选问题。刘基在朱元璋心目中虽然没有李善长那样亲厚，却也是颇为倚重的肱股之臣。若说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则刘基就是朱元璋的张良，原因就在于这位刘伯温先生对人事的判断力极佳。
可惜，这只是华丽丽的表面现象。
朝廷按家乡地域划分的两大派，李善长是淮西派的首领，刘基就是浙东派的首领，一直以来朱元璋都表现得和淮西派比较亲近——朱元璋自己就是淮西人嘛，照顾老乡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