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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满本来深藏于心，如果没有相应的水土是无法发芽成长的，但朱祁钰的命运似乎注定伴随着不安与动荡。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刚被立为皇太子一年半的朱见济因病去世了。
朱祁钰只有朱见济这么一个儿子，小小年纪突然死去，不少朝臣借着这位皇太子的死大做文章。礼部郎中章纶上书说：“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四年，陛下您当初也是作为臣子接受太上皇的册封。太上皇是天下臣民的父亲，陛下您应该经常率领群臣朝见太上皇，以彰显尊崇之道。同时应该复立太子，以定国之根本。”
这份上书专挑朱祁钰最不爱听的话说，深深刺激了朱祁钰，于是他当即将章纶扔进了锦衣卫狱，严刑拷打，体无完肤。
然而大明士子本着读书人的气节，他们看重的是朱祁钰对于朱祁镇丝毫没有尽到兄弟之恭，章纶说的话本就是他们想说的。于是章纶虽然入狱，却声名鹊起，弄得朱祁钰想杀他还得考虑一下舆论影响，胆子不够大的朱祁钰没找到什么章纶真正该杀的理由，又不想放他出来散布危言，只得无限期地把这个麻烦关下去。
章纶首开上书请求善待太上皇和复立皇太子的先河，朝中很多大臣纷纷效仿，甚至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小官也上奏章指责皇帝。在严守礼教和借上书博得直名的双重肯定之下，朝廷中开始弥漫着对于皇帝的不信任和对太上皇的向往。这种情绪中，还有一部分朝臣夹杂着对于兵部尚书于谦所拥有的过高权力的不满，逐渐演变为党派之争。
比如武清侯石亨，在北京保卫战时曾立下大功，得封侯爵。他见于谦得到朱祁钰信重，为了讨好于谦，就跟于谦说准备请皇帝封赏于谦的儿子，结果被正直的于谦拒绝了，不但拒绝，而且还斥责石亨说这是一种徇私的行为。石亨由此对于谦由恩生怨，连带着对信任于谦的朱祁钰也心存不满，心中的天平逐渐倒向了太上皇一边。
而左都御史徐有贞在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吓破了胆，提议迁都南方，被于谦当场呵斥，从此对于谦也怀恨在心。
再加上一个内廷的太监曹吉祥，他善于见风使舵，无论是朱祁镇还是朱祁钰对他都颇为宠信。然而曹太监屡有不法之事都被于谦压制，心中对于谦也是恨极，经常在朱祁钰面前说于谦的坏话。只是朱祁钰对于谦就像当初朱祁镇对王振那样，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此对头们始终无法撼动于谦的地位。
这样一来，内廷和外朝中对于谦不满的人逐渐走到了一起，他们知道只要于谦在就没他们的好日子过，而只要朱祁钰当皇帝，于谦就不会倒台。这么一番推理下来，结论就是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让于谦倒台，要想让于谦倒台就得等朱祁钰下台。而按常理来说，朱祁钰才二十几岁，正是未来多于过去的年纪，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发生，似乎他们是无法熬出头的。
若是个杀伐决断的君主，断不会让朝廷舆论长久处于混乱之中。但在如何处置朱祁镇和朱见深的问题上，朱祁钰始终优柔寡断。他所信重的于谦掌握着大明军权，若是一力拥戴，只怕朝中也不敢有二话，但于谦似乎和朱祁钰一样，在新旧两个皇帝间徘徊不定。
于谦在非常时期首先提出国需长君，将朱祁钰推上了皇帝宝座，这一来自然得罪了朱祁镇。但在是否迎接朱祁镇回国的问题上，他又深明大义，一锤定音，可以说是朱祁镇最终安全回国的功臣。在废立太子的过程中，于谦固然没有阻止朱祁钰废掉朱见深，却也不曾主动上书请立朱见济。因此，在整个景泰朝中，于谦的身份可以说是朝中最为朱祁钰所倚重的权臣，但他的态度却一直都很暧昧不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朝中的情势。
朱祁钰在道德标杆的指控中属于被告的那一栏，为了自己这个皇帝的名分，他牺牲掉了所有的一切，但结果却是感到南宫的影响力仍然无所不在。日夜煎熬之下，朱祁钰的身体逐渐垮下来，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病势加重，眼看就起不来了。
此时的朝廷中最为主导力量的舆论是要求朱祁钰复立原太子、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而在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的眼里看到的却是——“与其等朱祁钰死后由原太子朱见深登基，不如拥立太上皇复位，可以取得更大的功名。”
这个时机对于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来说，正是期待已久的“特殊情况”。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凌晨时分，趁着朱祁钰病重，石亨、徐有贞、曹吉祥里应外合，率领数千士兵发动政变，他们用巨木撞开南宫大门，将朱祁镇接到奉天殿。几小时后，大臣们上朝时才发现皇帝已经换了人，太上皇朱祁镇复辟，宣布当年改元天顺，景泰八年就是天顺元年——朱祁镇也成了明朝唯一有两个年号的皇帝。而朱祁钰重又成了郕王，拖着病体搬离了皇宫，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朝中大臣虽然错愕，但都没有太多的反弹，很平静的接受了两兄弟之间的皇权交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
太上皇复辟
原本已经心如死灰的朱祁镇怎么也没想到还有翻身的一天，头天还有孩子念叨元宵节怎么没有花灯可看，自己除了安慰一番也只有黯然神伤而已，转天早上竟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奉天殿。对于失而复得的皇位，朱祁镇大喜过望，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在他眼里成了和当年的王振、袁彬可比肩的大忠臣。
朱祁镇重登皇位，大封功臣，石亨由侯爵晋升为公爵、被封为忠国公，此外还封了一堆侯爵，徐有贞则从左都御史加官翰林学士，直接进入内阁，达到了文臣的顶峰地位，曹吉祥以太监的身份掌管了京师三大营的重兵。
这批功臣被朱祁镇认为有“夺门迎奉之功”，他们和朱元璋时期的开国功臣、朱棣时期的靖难功臣一样，作为跟随皇帝打天下的回报，功勋卓著，分到了无数封赏。不过正如当年开国、靖难的功臣们大多不得好死一样，这些所谓夺门功臣下场也重蹈了先辈们的覆辙。而且时移势易，朱元璋、朱棣时代的功臣们好歹算是抛头颅洒热血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功勋，而今的夺门功臣却远不如开国、靖难的那些功臣们真材实料，为了争权夺利，没过多久就斗得你死我活，下场比起先辈们来说更为可耻可悲。
然而在石亨他们内斗之前，首先要对付的是景泰时期和他们作对的那些大臣，自然，要打着为朱祁镇重登皇位之战祭旗的名义。就在朱祁镇复位的当天，作为景泰朝文武官员代表的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文和兵部尚书于谦双双被下锦衣卫狱。
徐有贞早就准备好了于谦和王文的罪名——逢迎景泰帝朱祁钰，紊乱朝政，擅夺兵权，在朱祁钰病重时图谋迎立外藩襄王之子登基——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们都该死。
在锦衣卫狱里，王文还想抗辩，于谦却已经认清了现实，苦笑着劝阻同僚：“这些都是石亨他们的意思，咱们分辨又有什么用处？”当然没用，锦衣卫也没准备听他们的辩解，只是走走审讯的过场而已。
锦衣卫很快送上“供词”和处决意见，朱祁镇却有些犹豫——不是对王文，王文在景泰时期因坚决支持朱祁钰废立太子而得以进入内阁，朱祁镇对他早就深恶痛绝，而是对于谦。朱祁镇并不糊涂，他知道于谦有大功于大明江山，如今杀了他只怕会背上千古骂名。可是徐有贞在一旁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我们夺门就师出无名。”
于是，一代名臣于谦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于谦、王文死后，夺门功臣对景泰时期得罪过他们的大臣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大批官员或被贬斥，或被流放削籍，甚至有畏惧自杀的。景泰时期的内阁成员除了王文被杀外，也全部自动退休让位。
在朝廷大臣大换牌的同时，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这三大夺门功臣的巨头之间因为利益而结成的合作纽带，也最终因为利益而断裂。三人在朝廷里各结朋党，互相攻讦，搞得朱祁镇得不到朝廷的真实信息，心中十分厌烦，于是就派锦衣卫暗中查探，时称锦衣卫“缇骑四出，天下不安。”
这其中，锦衣卫指挥使逯杲的工作成果最为突出。逯杲对外身份为石亨的私人，和徐友贞、曹吉祥关系都很铁，实际上却是朱祁镇安插在夺门功臣中的间谍。逯杲因为有皇帝暗中撑腰，不管是新功臣还是旧权贵他都不怕，比如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皇太后的亲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侵吞官田，举朝上下都畏惧他们的权势不敢弹劾，只有逯杲加以劾奏，逼迫他们把田还给国家，直到他们服罪才算了结，这也算是为国家——其实是为朱祁镇——做了件好事。但表面上来看，在朝廷的党派划分中，他是夺门功臣的亲信。石亨他们这些功臣本就非良善之辈，一居高位就贪色敛财，而逯杲不知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推波助澜，他更多的作为是到处罗织罪名，对大臣们敲诈勒索，更加败坏那些功臣们的名声。
不光是京师，锦衣卫还派出缇骑奔赴帝国四方，这些人到处横行不法，罗织罪状，目的却是为了敛财。地方上的文武大员、富家豪门纷纷进献乐伎及财物以求免祸，就连分封各地的亲王、郡王们也不能幸免，弋阳王没有送贿赂给逯杲，结果被他诬告和母亲通奸，母子二人都被赐死。
皇族贵胄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员百姓就更凄惨了，凡是不肯主动贿赂逯杲的都被胡乱安上个罪名定案，史书上说天下有资格朝见皇帝的官员大半受到指控，逮捕一人，和他有关联的几大家立即破产，打击面之广可见一斑。以至于地方上有些胆大的人出门旅行时假称自己是锦衣校尉，坐着各地驿站公家的车纵横奔走，既不用掏路费，反而还能顺便敲诈一笔横财。地方官员们真假难辨，为保平安也只能破财免灾。
这么积累下来，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