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听江彬说，南方也是不错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那我就再到南边走走吧！
大臣们一听，脑子嗡嗡作响，心说你这人完全就是大明朝的祸害，走一方黑一方，跟个流窜犯似的，北边都已经给你败坏得差不多了，再要去了南方胡搅，动摇国家的赋税根本，这可如何了得？朱厚照当然知道他们不乐意，也不好再像上次那样“连夜潜逃”，于是寻了个借口，说北京城最近不是地震了么，我准备到两京和山东去一趟，遍访名山大川，各地神仙们都拜上一拜，恳请上苍赐予我大明千秋万代安定和谐，岁岁平安，云云。
他当然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去的——“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朱寿将巡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其具仪以闻。”回头一想，似乎武将去办这种事情太过稀奇，于是又给自己加了个太师的官衔。太师镇国公，嗯，这下就圆满了。
旁边的江彬瞧见皇帝兴致正浓，凑到跟前来搭话说：“大将军为国分忧，可就怕朝堂上的那些文臣无理取闹，圣旨一出，又要逼着您和他们打口水仗了。倒也真是烦人。”
朱厚照哼哼着回答说：“怕什么？拖出去打，打到不能说话为止。”
这是调唆皇帝要胆敢进谏的官员们痛下杀手了。可是所谓文人风骨，不怕死的总是大有人在。兵部郎中黄巩就向朱厚照上疏说，跑去边境拿国防当儿戏，为了一己私欲而损耗天下的人力、财力，老百姓的心都被伤透了，这完全是因为皇帝听信了江彬的教唆，“江彬这个人，生性凶残，为人处事傲慢且怪诞，本来不过是军队里的一介武夫，完全不懂得为人臣子的礼数。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只知道他有可以砍头的罪过，不知道他有什么值得奖赏的功劳……天下人听见江彬这个名字，无不切齿怒骂，都想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陛下也不应该因为怜惜区区一个江彬，而不肯向天下人谢罪认错啊！”
他的一位同僚，兵部员外郎陆震本来也打算上疏，看过黄巩所述，立刻称赞不已，毁掉了自己的草稿而与黄巩联名上奏。这次弹劾行动较之当年请愿诛杀“八虎”声势更为浩大，前后进谏的官员多达一百六十八人，即使纵览明史，其情景亦可谓空前绝后。
江彬老练，知道自己当初想出“北巡”的主意，在朱厚照跟前把钱宁挤了下去——这些年多热闹啊，都没钱宁什么事——自然也就会成为大臣们头等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事先在朱厚照心眼儿里点了个穴道，大臣们的奏疏一递上来，皇帝这当即就发作了。带头上疏的黄巩这几个，当天就给关进了诏狱，其余“从犯”一百零七人，则全都在午门外罚跪五天。大理寺正周叙等见状，第二天又连疏进谏，极言江彬怙权倡乱，黄巩无罪。朱厚照更怒，把他们和黄巩关在一块儿，并特别吩咐周叙和另外两位官员及黄巩等六人戴着木枷在殿外罚跪五天，白天跪完晚上仍旧交还诏狱看管，“道途观者莫不无叹息泣下”，说好歹也是堂堂大明的廷臣，皇帝怎么能拿人家当杀人犯似地枷起来示众呢？
等到这两拨人马先后都跪完了，就轮到了对他们施以廷杖惩治。江彬暗中吩咐，“用心打”，这两次打的，竟然杖毙了官员一十五人，创下了大明朝开国迄今廷杖至死的最高记录。黄巩倒是命硬，廷杖时咬牙挺了过去，被皇帝革职为民。江彬不肯善罢甘休，派出锦衣卫沿途追杀，好在他事先得到消息，这才大难得脱。
其他人就没有黄巩这么好运了。陆震被打得死去活来，拖回牢房时还一息尚存，江彬于是断绝了他的饮食，将他活活饿死。有位工部的主事何遵，事前起草工部奏疏，家里的僮仆看见了，上前抱着他就哭了起来，说“主人不为自己着想，也是总该为您的父亲和孩子着想才是啊”。何遵拿着笔从容回答说：“你去替我转告老太爷，不要让他的孙儿荒废了学业，就行了。”结果行刑时他被打得“肢体俱裂”，人都打散了架，回到家里挣扎了两天，到头还是一命呜呼，时年仅三十四岁。因为太穷，就连下葬都是同僚们凑钱替他料理的。
而在何遵之前，另有刑部主事刘校，负责起草了刑部官员联合奏疏，自然也难逃一死。这是位孝子，平日里母亲但凡心情不好，都要长跪请罪，一直跪到母亲开心为止。在刑部做了官，本想着把父母接到京城来供养，不想老父死在了半路，刘校一路狂奔过去，抱着父亲的遗体“痛哭几绝”。廷杖当日，他将要被打死了，忽然仰天大呼起来：“刘校为国尽忠，死而无恨！只恨不能再见母亲一面了！”他的儿子刘娄，时年仅十一岁，站在旁边看着父亲受刑，又惊又怕，禁不住哭了起来。刘校回头告诫他说：“孩子你虽然读书不多，难道也不知道圣人说'事君致身'的道理吗？好好侍奉你的奶奶和母亲，不要让为父在九泉下为你感到羞愧。”说罢，气绝而亡。
忠孝节悌，在这一通木杖纷飞的廷杖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顽劣如朱厚照，狡狠如江彬，这时候也不觉为之“气沮”，心头变得不怎么舒坦，南巡的兴致折消大半，只得暂且搁置一旁了。
可是宁王朱宸濠谋反，却又给了他们南巡冠冕堂皇的借口——“巡”换作“征”，皇帝不是去玩，是要南征，是要准备御驾亲征宁王乱党了。
兹事体大，江彬向朱厚照建议说，这次出征，咱们上下齐心，才好克敌制胜。锦衣卫和东厂这些人，自然都是要跟着御前听差了，但是两头制度不一，工作配合起来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不如划归专人统一领导，才好便宜行事。朱厚照准奏，说这人选也不用再推敲了，我最信得过你，就由你一人节制锦衣卫和东厂吧，叫他们所有的人都听你指挥。
前文说过，锦衣卫的管事是钱宁，东厂提督太监是张锐，现在江彬一人身兼二人之职，内外大权悉数掌握，把这两位都挤到一边凉快去了——其实一边凉快倒挺好，总比给他江彬当差得强——恩宠至极，大明朝二百余年间，如此身份，仅江彬一人而已。
然而朱厚照差点又没走成。“大将军朱寿”的人马还没来得及动身，八月，江西已经传来消息，说是在提督南赣汀漳军务、副都御史王守仁的统一部署下，大明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连战克捷，已经成功地击溃了宁王的叛军，就连宁王本人，也在七月的一场战斗中被官军生擒了。要说这本是件好事，可江彬拿着王守仁的奏疏却犯起了难。因为仗已经打完了，皇帝再要去南边就没了借口，岂非又是空欢喜一场？实在是大伤脑筋。为了不扫皇帝的兴致，江副将把捷报扣了下来，不许众人走漏风声，依旧按照原计划，离开北京由德州上船，浩浩荡荡，向着江西方向挺进了。
这里按住江彬的话头，额外交代几句。前头提到的这位王守仁，字伯安，不仅有明一代，即使放诸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史，也因为他创立“心学”，为一代宗师，故以“阳明先生”的名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在朝廷里做个兵部主事的官职，刘瑾驱逐刘健、谢迁，王守仁就在许多被杖罚的请愿官员当中，挨了四十大板，末了发派贵州龙泉驿丞任职——他们老把看不顺眼的人往贵州赶，也不知道贵州碍着他们什么事了——世事坎坷，他在那一片群山峻岭当中冥思苦想，修为精进，体会到前代先贤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式教条主义的谬误，进而提出“心既理”，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于是终成正果。
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个思想家，还是个军事家——儒将有的是，可真以学识而论，又大多去王阳明何止千里——兵部尚书王琼素来赏识王守仁，于是在刘瑾倒台后提拔他做了巡按一方的右佥都御史，也是为防备宁王而在江西这盘棋局之中事先布下的一着胜负手。王守仁在任上干事颇为认真，把他的“心学”融会贯通到实际工作当中，接连荡平许多贼寇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由此进阶为右副都御史。宁王作乱，一开始来势汹汹，各地又多有镇守太监和地方官员起兵响应，叛军似乎轻而易举就能实现宁王打下南京“正位”称帝的念头。却不想王守仁厉害，紧要关头审时度势，指挥得当，接连挫败宁王的进攻部署，又大合四方义军，号称三十万，与宁王展开生死决战，终于一举击溃叛军，彻底平息了此番江西的乱局。
要以常理论，王守仁守土有功，又没有劳烦到朝廷太多心思，搁哪儿说都是奇勋一件。可仗是打完了，他的麻烦也就跟着来了。江彬说了，皇帝难得亲自跑来江西平叛，你却把宁王都捉起来了，不是让皇帝下不了台么？不行，皇帝连蒙古人都打胜了，难道还怕他个小小的宁王，一定要过这次瘾了。你就把宁王放出来，放他到鄱阳湖里，等皇帝亲自与他交战，再亲自擒获了他，这才算是功德圆满嘛！
王守仁当真是哭笑不得：皇上啊，天底下哪有这么荒唐的事情？要是放出去给宁王跑掉了怎么办？江西百姓已经受过一次战祸之苦，再来一次岂不是要逼着人上绝路了么？就算是他宁王不能马上东山再起，可是隐迹于湖泊山川，总是个隐患，难免也会弄得人心惶惶。这是决计不能答应的了。只是前头写信去劝皇帝不要南征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现在更不可能去找江彬交涉。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给他遇见了一个人，事情于是顿时得到了转机。
这个人，便是太监张永。
张永在正德朝，在当年那一伙“八虎”里面，真算是个有些良心、见识和胆略的“好人”。他在正德五年平定安化王、诛杀刘瑾的事件中“居功至伟”，竟然因此打破大明成例，以太监的身份受封为侯爵，连他的两个兄弟也都被封作了伯爵。此后又曾在正德九年提督北方重镇宣府、大同军事，抵御蒙古寇边。这次奉了朱厚照之命，带着两千人马作前锋先头开路，走到杭